许戈辉：在你女儿这一辈人身上，还有这种眷村情结吗？

王伟忠：本来我一开始做眷村的时候，拍了一个叫《伟忠妈妈的眷村》的纪录片。这纪录片只是拍给自己的后代慢慢看的，别人写族谱都是用笔写，我们干影音的就用影像，让孩子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到台湾的。

拍完之后在电视上播，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我就开始做关于眷村接下来的所有计划。我的女儿，我带她回眷村，让她看到眷村怎么拆，让她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在眷村快拆的时候——这个戏里也有演——做了一顿最后的大年夜饭，大家都在巷子里，我们在上面唱歌，下面的人在吃点心。这个年夜饭吃完，没有两三个月眷村就拆了。

许戈辉：当眷村和眷村情结不复存在的时候，你觉得是喜还是忧，是好事还是坏事？

王伟忠：我在戏的最后说，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们这代来说故事，我们希望这个民族的故事能够世世代代地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传下去。这是我们的希望，但能不能做到不得而知。

 许戈辉：戏上演了之后，你观察到观众得到的东西有什么不同？比如台湾人怎么看，大陆人怎么看，眷村人又怎么看？

王伟忠：对眷村人来讲，看了之后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都差不多。对其他族群的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族群之间要完成互相融合，一定要了解对方族群成长的故事。很多本省朋友看了之后才发觉，原来你们这种所谓的国民党后代，也不都是咬着金汤匙出来，每一个人都过得很权势的。

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这些人住在眷村里，守着严格的军队等级，拿着部队分发的粮票领口粮过活；本省人们住在眷村外，说着他们听不懂的闽南语，过得比他们更加一贫如洗。双方都不了解对方，又因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本省人对这些外来者充满了戒备和仇视——但人心，总能相通的。

王伟忠的眷村里，第一个走出村门跟本省人打上了交道的便是他父亲。那是1950年，村里有人过世，却没有人敢出去买棺材。20来岁的王志刚便奋勇地骑了自行车出去了，这一趟，不但买回了棺材，还交到了第一个本省人朋友。这一交就是一辈子，那位朋友过世时，葬礼是老王操办的；老王过世时，睡的棺木是这位朋友家送的。这实在不失为一段族群交融的佳话。

孩子们更是不受禁忌的束缚，早早地就开始了和本省同学的来往，虽然数量不多，却没有长辈间的紧张和敌对，只感慨于朋友家中的贫瘠，作业也只在条凳上写。另一种交融则源于那些嫁进眷村的本省女人们，比如《宝岛一村》里融合了女大大故事的朱太太。她听不懂钱奶奶那一口天津话，也对那番说着“我家、我老家……”的黯然神伤似懂非懂，但这些都并不妨碍她后来做得一手好天津包子，并在这个“外省人”的世界里扎下根来。

眷村的存在也许本是族群隔离的标识，但相互的了解和交融，却并不会因为隔离而停歇。

 许戈辉：他们曾经对你们是这样的印象？

王伟忠：会呀，因为他对你不了解，看了之后才说，原来你们小时候也这么苦，你们也这样过日子。如果国共两边要互相了解、和平相处，也该去看看对方的故事。

我们也看看那个时候大陆的故事，大陆也看看台湾那个时候的故事，相互会比较了解。小时候，我们会说大陆在吃观音土，大陆会说台湾吃香蕉皮。都吃香蕉皮，那香蕉到哪儿去了？

因为一些因素而互相不了解，隔阂越来越大。所以透过戏剧，透过音乐，透过任何的文艺表演，族群之间才会互相了解对方的故事。那种融合才真正很好，而不是高官出来讲“你们和好吧，握手吧”。不是，要靠这些东西而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