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为了确定此后国家政策的方向，曾上一封密奏给德皇，指出德国叨天之幸，已完成统一大业，但富强统一的德国又适足以招致全欧的畏忌，今后在行动上一有不慎，即足以促使欧洲诸国群起而攻，于是虽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后矣。所以，俾斯麦决定采取下述两项重要原则：

（一）德国从此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而应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俾斯麦认为德国的地理位置介于东西欧之间，面积狭小，腹背受敌，欲求自保都已很难，何能不明事理，妄自尊大，而居然采取扩张政策，那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更有自取灭亡的危险。

（二）德国不仅本身不应再制造战争，而且还应尽量努力维持欧洲的和平。俾斯麦最善于利用战争来作为政策工具，但他也深明用兵之害，因为兵凶战危，只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必须连战速决，能发能收，否则会遗患无穷。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深知成功得来不易，所以，此后也就更加慎重，决定不再轻言动武，而一心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简言之，他完全了解“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的中国古训。

俾斯麦知道欧洲实在太小，无论何处出现危机，即足以酿成大祸，真所谓牵一发即可动全身。德国既已统一，今后所求者即为安定，安定对它最为有利。假使欧洲一有战祸发生，德国虽无意参加，但仍然难于置身事外。而原有的权力平衡若被破坏，则未来的发展也就很难预料。

从1871年到1890年，这20年间欧洲国际关系当然不可能静如止水，危机和冲突仍不断发生，但无论如何，俾斯麦不仅从不作混水摸鱼的打算，而且一心只想作居间调解的努力。由于俾斯麦有过人的才能和威望，再加上有德国强大实力为后盾，此种努力经常能获成功，而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而言之，此种和平努力对德国又非毫无利益，它稳定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也就保障了德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更提高了德国作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地位。

《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是19世纪全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报纸，曾作评论如下：

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在行为上能像德国那样明智而谦恭。德国在欧洲政治中的确已经发挥协调和节制作用，并且也经常运用其强大的军事权力来吓阻任何扰乱欧洲和平的企图。

普法战争结束时，由于军人的坚持，俾斯麦不得不勉强同意兼并法国的亚洛二省。他在晚年曾经后悔着说，那是由于军事考虑，才迫使他犯了其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错误。尽管如此，俾斯麦还是尽量设法冲淡法国人的仇恨，仍然希望能化敌为友。这位德国首相在战后曾一再向法国政府保证，他会全力支持法国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以使其所获利益足以抵消割让两省的损失而有余。因为有俾斯麦的支持，战败的法国才能在非亚二洲建立其海外殖民帝国。所以，在1883年，法国总统格里维（F. P. Grevy）曾公开宣称他很感谢俾斯麦对法国的恩德。

俾斯麦的政策不仅具有以德报怨的道德意识，而且更隐藏着高深的大战略运用。他深知欧洲实在太小，容纳不下两个强国，所以德法之争势难避免。惟一的方法就是引导法国向欧洲以外去求发展，这样就能使其无余力在欧洲来与德国争雄。而且还更有进一步的间接利益：当法国向海外发展，势必难免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英法两国若利害冲突，则无论如何变化对德国均属有利。他们不仅不会联盟来与德国为敌，而且还可能竞相争取德国的友谊和支援。此时，德国再以公正调人的身份出现，则更是无往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