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雾里行走，追逐着张爱玲的脚步。我的灵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我拨开那迷雾，从云的罅隙俯视那庭院，闻到幽微的花香，听到一个女孩子清泠的读书声。

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张爱玲，那时还叫做张煐，她拉着她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树下读书——我愿意它是桃花，因为喜欢胡某人的那句“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至于书么，或许便是《红楼梦》罢，那是她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的书，她说过第一次读是八岁。

他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男孩子还戴着同为舶来品的草帽，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在一树桃花下扬起纯真童稚的脸，宛如天使。

张爱玲没有弟弟美，神情略显呆滞，也没有弟弟那种讨巧的乖甜。可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有着对文字天生的感知力与领悟力，渗透了灵性。

弟弟张子静多少有些不专心，是在惦记保姆张干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晚饭，也是在想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已经想不起母亲的模样，甚至想不起“母亲”这个词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总归是一个好词，是一件好事，不然不会一大家子人这样兴冲冲地回到上海来，接驾一样地等待母亲的归国。

连下人们都较从前勤快些，因为知道她们的女主人就要回来，小煐的保姆何干和子静的保姆张干，早早地就替姐弟俩预备下了见面那天穿的衣裳，连被褥也都拿了出来晾着。满院子拉着长杆短杆，晒着金丝银线的绫罗绸缎，发散着太阳的香气，有种蓬勃富足的喜庆劲儿。

天津家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挥之不散的鸦片香，父亲和姨奶奶的吵闹，亲戚们关于小公馆的种种议论和鄙夷的眼神……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个海洋扔得远远的。他们从天津来上海时，轮船一路经过绿的海黑的海，走了好远好久，把不快乐不光明都丢在了海那边，怎么也追不上来的了。

从天津到上海，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似乎是在向好里转，至少一度是这样充满着好转的希望的。

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有变化总是好的。等到母亲回来，一切还会变得更好。

弟弟忽闪着他的长睫毛大眼睛，打断姐姐的朗读，不知道第几百次地问：“妈妈长得好看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姐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弟弟，“妈妈走的时候，你也有三岁了，一点都不记得？”

她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母亲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时耸动的肩，记得她穿的绿衣绿裙上钉有闪闪发光的小薄片，就像船舱的玻璃上倒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大海无穷尽的颠簸与悲恸。那汪洋的绿色看久了眼睛会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岁。

一个早慧的儿童多半是不快乐的。敏感，仿佛总是与伤感孪生。

母亲给她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她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唯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母亲很用心地着了色。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