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说它有，什么也看不见；说它没有，它却又的的确确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随着新生命的来与去而周转不息。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祖父母的时候，曾写道：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可以爱自己的祖先，并以他们为豪是一种幸运。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历史，很多人发了财便要请枪手替自己杜撰经历，很多人因为“我们祖上也曾富过”而一生郁郁，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蹉跎终生……祖先，是我们固有的历史，是我们的来处，是今夕何夕我为何人的一种论述，它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孤立，不虚无，而有根有据，如影随形。

不是每一颗西瓜种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结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种子播下去却一定结不出西瓜来——这便是血统。

张爱玲的血统无疑是高贵的。她在成名之后，曾一度犹豫过是否要借此出身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并且因此“劣迹”而一再被人攻击虚荣——然而她为什么不可以虚荣？她是贵族的女儿，并不是神的女儿，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虚荣。这大概便是张爱玲即使因为声明贵族血统很吃了一点苦头，并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后著作《对照记》里却再一次大胆地讲出自己的出身，并大声宣布“我爱他们”的缘故。

好吧，让我们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再沏一壶茉莉香片，尖着嘴轻轻吹开那浮沫，在茶烟缭绕中，开始聊聊这一段关于血统的闲话罢——

传说中的张佩纶仪容潇洒，能言善辩，颇有名士之风。直隶丰润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常与一些文人学士们抨击时弊，纠弹官吏，往往一疏上闻，四方传诵。闲时狎妓纵酒，风月无边，尤其喜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招摇过市，一时引得京都士大夫争相效仿，几至竹布长衫有畅销京都之势。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被派至福建会办海防，曾眼见福建海防空虚而向南洋和北洋水师呼吁船只来援，但未获理睬。8月23日，法舰突然发动袭击，进犯闽江口，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间烟消云散，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自知罪无可绾，心灰意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流放边塞张家口。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年）期满释归，因与李鸿章是世交，遂得收留为幕僚，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因此识得李鸿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两年前刚死了原配，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岁，且素有才名，嫁与张佩纶做续弦是委屈了。

《孽海花》里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编贝”，“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即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听说他要把这个才貌双全、德能兼备的女儿许给一个相差十九岁的“囚犯”做继室，不禁大怒，骂李鸿章是“老糊涂虫”，又哭又闹，最终到底拗不过。

结婚后，张佩纶自誓闭户读书，对李鸿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断不置喙”，只与娇妻每日诗酒唱随，烹茶作赋。李鸿章为了爱女，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那是康熙年间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府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张佩纶与李菊耦便是在那里生下了一子一女，子即张廷重，女即张茂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