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二十多岁就去世了。黄逸梵同弟弟由大夫人带大，自幼仰人鼻息，小心承欢，时时记着嫡母（大夫人）的恩德。她一直都想远离那生活。

婚姻，通常是改变女子人生的最重要举措，然而她的婚姻又是这样失败。

大夫人1922年在上海过世。黄逸梵同弟弟把财产分了，黄定柱要了房产地产，黄逸梵则分了些古董。每次回国再出国，就带走一两箱。

她几次尝试独立，做生意，跑单帮，可是一直不大成功。总是要借着卖古董来翻身，重新开始。

每卖去一箱古董，她应当都是十分自责而悲哀的吧，因为居然没有别的办法过活。她那么厌恶她的丈夫张廷重，可是却同他一样地坐吃山空，他们两个，都避不开自己的出身。即使她去了外国，远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于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远不肯放过她。

这一次的母女分离，爱玲没有哭。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也习惯了漂泊，这是命运。

从四岁第一次看着蓝绿色的母亲去法国，到后来自己颠沛流离大半生，她的生命仿佛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组成的。

离别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个人到了最后总是要告别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多做几次，或者少做几次，有多少不同呢？

对于母亲曾经去香港小住过这一段往事，张爱玲在早期的文章里极少提及，倒是张子静的回忆录露了端倪：

另外我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像叫维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见过母亲这男友的，但她从没对我说过，也没在文章里提起。

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才知她去印度，做过尼赫鲁姊姊的秘书。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