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携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本地的女孩子都回家了，这个时候总还是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好些；那个汪精卫的侄女一开战就被人接走了；念医科的学生都到战时医院和急救站做帮手，她们一边抱怨着“可怜的医科学生，总是比别人累”，一边沾沾自喜，矜持于准医生的身份；男孩子们闹轰轰地嚷着要报名参军，跟校长请愿，想让他们的教授做领队。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生活本性。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协调而难能可贵的。

她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

——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打仗的时候穿什么？”被同学取笑，她理直气壮地反驳：“人家不知道才问么，我又没打过仗。”后来她借到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的官太太们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