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从香港到上海的船期正常是四天,她们却足足走了八天,绕了好大的弯子,还在基隆停了一夜。张爱玲没想到自己会看见祖父战败的地方,只见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远望去像极一幅中国的水墨山水画。
她在《易经》里写到自己回来时竟与梅兰芳同船,彼此擦肩而过,“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的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双杏眼,八字胡不齐不足,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唯恐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但因为只有这一处描写,别无旁证,也不知道是纪实,还是小说的杜撰。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但无论如何,她终于回来了,她是这样的热爱着上海。
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贵了。只是年纪更长,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什么都行,因为这里是家。她极爱活着这样平平淡淡的事,还有这片土地,给岁月滋养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与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这里人们的起起落落、爱恨轇轕是最浓烈的,给了人生与他处不一样的感觉。
——《易经》
从香港回来,张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比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打从小时候开始,这里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她拼了命地要回来,为了它冒生命的危险,这使得上海愈发亲切,血肉交融一样的亲。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姑姑张茂渊在洋行里的工作就停薪留职了,一天三顿吃葱油饼,过得很省。为了省房租,把公寓分租给两个德国人,自己只留下一间房。如今爱玲投奔了来,就越发窘。
回来前张爱玲有过很多不切实际的设想,但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她考虑过或许可以靠卖画生活,那个白俄教师不是曾经出过五块钱想买她的画吗?等她成名以后,叫价可以再高些。又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给《大美晚报》投稿,曾经获得过成功的。可是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
也罢,就写电影吧。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