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至极，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吧？她便觉得感动起来。

晚上走在落荒的马路上，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爱玲听着，也是一种难言的感动，她看过去，一整条长长的黑沉沉的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那真是壮观……

“小别胜新婚”的上海即使满目疮痍，在爱玲的眼里，却处处都可以看到故乡独特而亲昵的美。

乱世里的亲情，这样地稀罕，更是弥足珍贵。

连带姑姑住的房子都有一种可敬畏的力量，仿佛神明不可欺。有一天爱玲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要照样赔偿，一块玻璃六百块，好大一笔款项，她手头已经很紧，却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不敢怠慢。

报纸上登着一首周作人译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张爱玲拿给姑姑看，姑姑照旧说不懂，然而又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力胡说八道。”张爱玲大笑——真不知道姑姑对“出名”这件事是太不敬还是太看重。

姑姑也从不觉得侄女聪明，有文采，并且一天比一天有名气，她只管抱怨她，说：“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而且自大。”唠叨，是因为张爱玲笨，一件事总要同她说很多遍，不时地嘀嘀咕咕；自大，也是因为张爱玲笨，显得周围的人都成了高智商全能的超人。

姑姑其实很怕别人唠叨，她有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说起话来简直叫人觉得岁月绵长如线，恨不得拿起把剪刀来剪断她的话头。姑姑因而叹息：“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爱玲自己写文章，也劝姑姑写，她不同意，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

她形容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然而这样文武双全的姑姑，在乱世里却是有点无用武之地，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但也许是因为挑剔的缘故。

从洋行出来后，她在无线电台找了份新工作，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这时候她们已经不用顿顿吃葱油饼了，一个挣薪水，一个赚稿费，比起爱玲刚搬来的时候，境况是好了许多，德国租客也搬了出去。但是姑姑很快又有了新的抱怨：“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然后便把工作辞了。

爱玲有些替她可惜，张茂渊却理直气壮地很：“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便卖珠宝。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十块钱，她没有卖。便一直留下了，却又不知道留着派什么用场，便叹息：“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