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君强与胡兰成同为汪伪政权的人马，后来一直干到安徽省长，也算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他的回忆录应当是较为真实的。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兰成投诚汪精卫的完整过程，然而胡兰成似乎对汪精卫的提拔也没有怎样感激，仍然撰文大批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的宣传部。林柏生于是向汪精卫哭诉，汪精卫也很恼火，对林柏生说：“看着办吧。”林柏生遂独断专行，竟将胡兰成密押在特务组织的“政治局”，囚禁起来。后因周佛海、陈公博等人说劝干涉，遂让胡兰成写了一纸悔过书了事。

汪伪政府成立于1940年3月30日，胡兰成就任宣传部次长当是这之后的事，然而同年夏天即辞去《中华日报》之职，不肯再作汪精卫的代言人，并于1941年2月28日发表《国民新闻发刊辞》，完全脱离《中华日报》，转而经营《国民新闻》，任副社长兼总主笔，随即被免去宣传部次长之职——连头带尾，胡兰成的次长位子也坐了不足半年，然而这个头衔却跟了他一生。

1940年，汪精卫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百余人前往东京参加“日本纪元2600年”盛典，由农矿部部长赵毓松做团长。胡兰成亦随行在团。在日本期间，胡兰成除了刚到时出席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暨日华文化协会的宴会外，其后各省大臣甚至近卫首相的请帖都一概回绝。

日本人久闻他铁划银钩，写得一笔好字，拜求不已。胡兰成便以草书写了首诗：

我游蓬莱山，神仙徒闻名；

惟见刑天舞，干戚敌八寅；

欲致交聘礼，无主焉有宾；

我心实愠怒，拂衣亦迳行；

所过郊与市，仍惜其民勤；

但恐再来日，鳌翻寂沧瀛；

邮亭一宿意，不觉泪已盈。

他轻视日本人不懂得书法，亦不懂中国诗词，遂在诗里讽刺他们只知大动干戈，开疆拓土，却不顾自己大好沃土在穷兵黩武中日渐贫瘠。预言日本侵华战争必败，昔日蓬莱仙境，将来满目疮痍，到那时再悔悟，就晚了。

从这首诗看来，他倒是相当有气节的。而且庆典之后，他便独自离团，率先回国了。

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有日本人拿着这首诗向汪精卫告密，说胡兰成可能是抗日分子，汪精卫虽然不信，却从此对胡兰成失了信任。回国后召见胡兰成，又因胡兰成不赞成对英美宣战，两人再生罅隙，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

胡兰成所投奔的《国民新闻》后台人是汪伪“76号”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然而胡兰成的狂狷性格依然故我，对李士群也仍然并不感恩戴德。1943年春，李士群就任江苏省省长，胡兰成又与周佛海及其左右罗君强、熊剑东密商夺权。李士群获悉后，很快从苏州赶回上海，对胡兰成说：“你如识相离开《国民新闻》，我可以发给你们一些遣散费，否则……”胡兰成向来是信奉“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又是生来的无所谓脾气，自然说走便走了。而李士群却在几个月后被毒死。

这期间，胡兰成的日本朋友清水董山与池田笃纪（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一等书记官）正奉命举办“日中恳谈会”，请他出席会议。他也不客气，当着满座日本人大胆预言：“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存在。如要挽救，除非日本断然在华撤兵，实行昭和维新……”

这篇说辞后来形成文字，即是著名的《日本应实施昭和维新》一文。文中虽然预言日本侵华战争必败，然而日本当局竟然颇为欣赏，以为见解独到；倒是汪精卫没那么大度，认为胡兰成背恩负义，诅咒他“汪政权也无法存在”，遂下令立即扣押，于1943年12月7日再次将胡兰成关进南京政治局牢房，长达四十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