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会使买方，也就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十分不满，非但在报纸上撰文影射，而且公开登报，在《海报》上写了篇《一千元的灰钿》，说张爱玲亏欠了她一千元稿费。张爱玲于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的钱公侠，而钱又让平襟亚再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在报上同时发出，现各引一段——

张爱玲：“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亚：“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单就这两篇文章而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这件事枉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定论。但我以为无论真相是怎样都好，平襟亚多少有些不厚道，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替他赚了不少钱，莫说她不至于贪他一千块灰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叫骂，真是越富越悭，为富不仁。

事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又提起这件事，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那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属于自己的钱，仍然分文不取，可见其清贞。这篇文章，如果被平襟亚看到，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感想。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平襟亚这样仇恨张爱玲，或是因为《传奇》没有交给他出版的缘故（请见前文第七章所引用之柯灵回忆）。不过我们这些隔了六十年的旁观者是不便妄测了。

但不管怎么样都好，假使张爱玲曾经真的欠了平襟亚一千元灰钿也好吧，那么六十年后，她也清还得有余了，而且一直还到了她死后——张爱玲作品的版权后来一直是交给平襟亚的侄子平鑫涛打理的。即便在她死后，平鑫涛还是隔年便推出一部张爱玲“新作”来，赚得盆满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