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去年夏天，因为在《锵锵三人行》中的一席话，陈丹青不得不连发两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不在节目中声讨炫富与红十字会，而是把矛头对准网络围攻所折射出来的“文革”遗风。尽管文章写得进退有据、不失法度，但是澄清和辩白本身就不由得让人感慨，原来飞得再高的人也还是躲不过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也还是会忍不住抹一把脸、吐两句槽。而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这句话：“为什么我不愿谈红十字会？因为不相信，一如今日的大学，无非官场，无非官僚。我的不相信，还包括对历来监督它、改变它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这口气，像极了三十年前北岛的那首名诗：“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连黄河都能改道，可是作为职业受骗者的我们却仍旧停留在“我呸”的阶段。“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好吧，我承认以上论断过于偏激。三十年过去，至少我们不再冲着面目模糊的世界宣泄不满，而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红十字会、铁道部以及更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部门。除了骂脏字和吐口水，我们还在努力学习用更理性也更技术的方式去质疑，比如“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到现场勘查地形，有人收集各种数据做分析，有人做模拟实验，大伙儿纷纷扮演福尔摩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有关部门一再搪塞推诿，质疑往往有始无终，真相总是扑朔迷离，人们才会时常感受到“无能的力量”，才会有对改变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虽然都是不相信，如果说北岛的呐喊还多少带着少年人的不甘和血气，那么在陈丹青这里，我看到的只是不加掩饰的失败主义。什么是失败主义？查百度百科可知，这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在我看来，与其说失败主义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思想有清晰的学理与脉络，可以论证也可以反驳，可情绪不同，它来去无踪，就像下水系统失灵的城市，一场小雨就会水漫金山泛滥成灾。

当失败成为习惯，当对改变不抱任何信心，我们也就只剩下了“我不相信”这句喊话。更有甚者，还会发展成为“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道，不管来自《环球时报》还是新浪微博，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另一个“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身处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而且不相信的对象绝不止于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它也可能是衣着光鲜的经济学家，是微博上加“V”的名人，是沿街乞讨的妇女，是不慎跌倒的老人，甚至是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或者相濡以沫的爱人。因为不相信，因为“不相信”强迫症所并发的失败主义和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的世界。不久前，独立参选人遭打压，网友纷纷声援，有人冷冷地说：别装逼，想出名总要付出代价的；山东某女得知前夫罹患尿毒症，捐肾救之，有人冷冷地说：激动啥，骗遗产吧。这简直就是“心理阴暗、人人平等”。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