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差一点就成了这样的坏榜样，幸亏老先生觉悟得快，主动摘去了包括“国宝”在内的那三顶高帽。近来网上流传季先生的语录，比如“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圣贤气象，恰如一个网友所言，看他的文字听他的故事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圣人的形象，而是一个人性美好的典例。

“一个凡人越难解放他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我们的人性。”季先生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要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这是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如果在现实的逻辑里面道德楷模注定无法在世俗意义上获得成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按其本性，人们更愿模仿在社会中最易成功且获利最大的行为，而不会模仿看似动人而实际会吃亏的行为。

相比坏榜样，好榜样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好榜样的树立和维护有如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败坏起来却是一溃千里不可阻挡。这个学期结束不久，有学生告诉我，考场上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平素里总是壮怀激烈痛砭时弊的老师，在目睹作弊现象时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语带无奈地叹道：“你们这样我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对不作弊的同学不公平。”这位学生说，那一刹那有如“偶像的黄昏”，第一反应是想把卷子糊在这个老师的脸上。

多年前我曾在一家不知名但有担当的媒体工作，主编策划了一个封面专题叫做“梦想的中国”，哲学家陈嘉映写了一篇非常出彩的命题作文，他说：“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这样的梦想显然无法寄托在三两个好榜样的身上，因为唯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时，才需要在终点处矗立一个标杆。更何况，在一个普遍正义尚未实现的社会里，好榜样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终究只是暗夜里的微光，它可以鼓励人们前行，却无法真正照亮这个大地。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