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这个姑娘还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是在一次游行中认识的，当时他是北大的学生，军警的警棍正劈面朝他击来，那个同学伸手架住了警棍，自己肩上却挨了另一军警的一警棍。他扶起她，她有些趔趄，革命将一切男女授受不亲的语录彻底粉碎了——面对共同的敌人，男女性别已经很不重要了。他一直按她的指引扶她到家。在家里却意外地遇见了他的老师，他有点儿蒙，愣愣地僵在那里。

“欢迎你！”老师伸出那双温暖的大手，似乎那双手早就等在那里。

“我不知道……”

“欢迎两位革命青年。”老师还是课堂上那种有磁力的笑，“你不认识她，她可认识你。今天你们可是双方都认识了，也不需要我再作介绍了。”

杏子笑了，是那种莞儿又带点儿狡黠的笑。

姑娘是老师的女儿。老师一家热情接待了他，他在老师家里看到了很多油印的小册子，小册子里是翻译过来的德国人、俄国人的文章。

他和她的接触越来越多，一块读小册子，一块讨论革命问题。很多时候是她来找他，她从没嫌弃过他的农村出身。她大方、文雅、活泼、聪明，还漂亮。她的身上有一种勃勃涌溢的热情，一种夹杂着革命、夹杂着对异性的说不清楚的热情。老师以及老师的夫人也从来没有将他当外人，就像对待一个儿子那样亲切、自然，他也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丝毫没有感觉到半点儿的生分。

离开北平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雨不大，很密。姑娘拿了一把伞，两个身体拥在一把伞下，她从怀里掏出一本还留有体温的书——《燕妮和马克思》，递到他的手里。“给我写信。”话音没有高度。

“我会的。”

“我妈说，陕北条件差，注意身体。”

“我会的。”

“那是一本好书。”话转了个弯儿。前面的话都是借父母的口气说的，父母对泽北的疼都是真疼。现在，轮到她说了，她的说就应该更自己一些，更体己一些，也许更含蓄一些。

“我会认真读的。”

“那个大胡子真伟大。”

“没有那个女人，大胡子也伟大不起来。”泽北的话是顺着姑娘的话说的，也是真心说给姑娘的。

“慢慢去读。”杏子的话里有深意，杏子希望刘泽北能从那本书里读出自己。

“我会的。”

车开动的那一刻，他看到了姑娘脸上的雨丝，那雨丝是那么细长，明显地裹挟了夏天的高温。

坐在车上，他看到，雨丝一刻没停地落着，窗外迷蒙，窗内也迷蒙。

留有体温的书，他看了无数遍，一拿起，温度就开始升高。到后来，他有些不敢再拿起那本书了，尤其是开始看《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后，他强迫自己守住——心，男子汉大丈夫，治国、平天下才是第一要务。

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