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小学生写作文也是一种写作的话，那么，任何人的写作生涯都可以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这一时期的写作状态，预示了未来的写作面貌。

也就是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写作的严酷性。这是一种直接诉诸身体的严酷性。

一天晚上，我同二哥从邻村看完露天电影回来，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脸色阴沉、威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要大祸临头了。父亲对我说：“你过来！”哥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望着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目光显得既惶恐又有几分幸灾乐祸。因为这一次被叫去的不是他，而是我。

事实上，从那一次以后，我开始替代他，成为传统家长制“父—子”关系中的那个特定的角色。毕竟哥哥已经长大，即将成为青年人了。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父亲房间，瞥见父亲的书桌上摊放着我的书包和作业本。事情显然跟读书和功课有关，但我在这些方面很少出纰漏。没容我多想，父亲开始说话了，“这就是你写的作文吗？”父亲拿起我的作文本，在我面前挥动着。我没有吱声。他突然挥手朝我头上敲来，说：“就知道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净写些空洞无物的东西。”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揍。我想起根据高尔基的自传改编的连环画《童年》中的情形，外祖父莫名其妙地把高尔基打得趴在床上动弹不得。

身体上的疼痛倒在其次，让我费解而又委屈的是，我居然为那些辞藻挨了一顿打。更让我伤心的是，这些辞藻，这些成语和形容词，在不久之前，还是我经常受到表扬的根源。这些表扬不仅来自语文老师，即便是我父亲本人，也曾多次公开夸奖我知道的成语多，语汇丰富，等等。在他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向家里的来客炫耀自己的小儿子的修辞能力。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罪过。从荣耀到罪愆，距离并不太远。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父亲的这一观念变化，始终是个谜。我尚未来得及鼓起勇气向他询问此事，他老人家就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写作而受到惩罚。但这种惩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因文获罪，也就是说，并非因为其内容。事实上，那篇作文究竟写了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毫无疑问，这无关紧要。我所受的惩罚的原因纯粹属于修辞范畴，勉强可以说是“文风”问题。第二天，外出开会的母亲回来了，她得知此事，也颇感诧异。她责备我父亲说，你能要求一个小孩子写出什么样的文章呢？！但父亲坚持认为，修辞问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品，如果现在不加以整肃，将来孩子会变成一个虚夸的人，云云。可见，修辞是危险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外表华丽的辞藻，但它可能由外及里地侵染一个人的德性，就好像体表沾染了毒素，经由皮肤吸收，而致使身体内部病变。语词并不必然呈现言说的意义，相反，它有可能带来意义的空洞，而这种意义空洞有可能成为言说者在品质上不诚实和轻浮虚夸的表征，进而遭到暴力训诫。

这是一个严酷的教训。写作与身体惩罚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日后的写作无疑产生了某种影响。虽然我至今依然对修辞术有某种程度上的迷恋，但很显然，我无法将修辞视为写作的根本，它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修辞不能带来语义上的清晰和表达的深刻的话，那就只能放弃它。这一点，与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剃刀原理”相类似。简单化地说，“剃刀原理”就是所谓“简约原则”——删繁就简，少卖弄辞藻。据称，美国作家杰弗瑞·沃尔夫（Geoffrey Wolff）对他的学生传授的写作要义是“别耍廉价的花招”，而雷蒙德·卡弗则说：“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句号。”在卡弗看来，任何花招都是廉价和多余的。

奇妙的是，父亲以一种中国传统的方式，传授了卡弗式的写作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