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过渡期的南非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是因为“人民信赖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或者说，人民虽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

那么，政治家为什么能够表现出理智？识者云：因为他相信理智。这自然不错。然而在那样一个社会情绪亢奋的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他相信什么，而是他能做什么。所以更确切的回答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除了表现出理智外，不需要表现出别的——他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道德形象，已经通过几十年的奋斗生涯得到了充分表现。他已无需“哗众”就能“取宠”。

而人民又为什么信赖政治家？识者或云：因为人民素质高，所以接受了理性原则。或云：因为人民素质低，所以只能唯领袖马首是瞻。也许二说各有所据。但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政治家身上除了看到理智之外还看到了别的——社会公正与道义。

就曼德拉而言，他在危局中之所以能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理智，当然是有其思想基础的。曼德拉所在的非国大在1912年成立（时名土著人国民大会）时本是以温和、改良、合法反对派的形象出现的，并在此后30年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形象。但是，由于南非白人当局的不理智和残酷镇压，致使合法反对派运动受挫，人们对改良失望。因而从其第二代领袖开始，非国大趋于激进化，开始进行非暴力但却是不合法的反抗。第三代领袖则成为武装斗争的倡导者。曼德拉是这代领袖中的代表，他于50年代初就首先建议组织武装从事暴力反抗。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后南非实行紧急状态法，非国大被迫转入地下并实行“M（曼德拉的第一个字母）计划”，成立以曼德拉为首任司令的“民族之矛”武装。1961年10月，非国大主席、祖鲁酋长卢图利因长期倡导非暴力主义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仅两月之后，“民族之矛”就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非国大从此走上了暴力斗争之路。

但由于非国大非暴力主义传统的影响，曼德拉的武装斗争出发点与当时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激进组织泛非大及其武装是不同的。前者以“多种族主义”即种族平等为目标，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统治（既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后者则主张“非洲主义”，要求多数人统治（即黑人统治）。由此又带来两者武装斗争方式的区别：非国大主要袭击官方建筑物与军事、经济设施，避免杀伤“软目标”（人），以唤起白人良知、逼迫当局妥协；而泛非大则着重袭击人员，杀伤警察、密探和“黑奸”——为白人当局效力的黑人，其著名口号是“一个殖民者，一颗子弹”。从这一点来说，曼德拉本质上仍然是个非暴力主义者和种族和解主义者，他后来的政治理智与和解政策有其思想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谋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