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图利、曼德拉、甘地、哈维尔他们在思想上五光十色，但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而且有多元化的广阔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圣雄”（mahatma）这个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意为“伟大的”，人格伟大而不是权势强大，的确是圣雄的特征。

与此相反，人格伟大而又权势强大的是“圣君”，如伊朗的霍梅尼。他们也在反抗压迫的历程中表现出人格魅力，然而却不具有宽容精神。一旦成功，神化的人格便转化为神化的权力，从而成为新的压迫者。人格不高但权势极大的，即《三国》中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纯粹“权力精英”意义上的“英雄”，我们也不陌生。尤其是人们对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厌倦之后，对不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镇制力量”更来了兴趣。人们认为，在一个历史积怨很深而人民文化素质又较低的社会里面临转型危机时，需要这样一种理性而保守的“新权威”来防止社会无序化，抵制“革命崇拜”。

这些说法也许在理论上颇令人入胜，然而在南非，我们却看到了一幅不太符合上述设想的图景：一直反对“革命崇拜”的布特莱齐在转型危机到来时大谈“起义”，作为“现实主义镇制力量”的南非当局面对社会失序一筹莫展。而曼德拉这个“激进分子”，正是靠了其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格感召力，成功地以道义呼唤理智，使得他当历史出现理性变革的机遇时，反而比一直反对“革命”的布特莱齐更有能力制止“革命”的发生，达成和解、妥协、分享权力的“大团圆”式结局！

当然，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的成功，犹如没有蒙巴顿就没有甘地的成功一样。不过，前者的可贵也恰恰在于他们没有对后者实行“镇制”上。

老实说，在非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南非那样存在着如此深厚的“革命”土壤（关于这一点，看看南非共势力的发展便可知道），存在着如此复杂的历史创伤和利益冲突，结束了白人统治之后的南非如果避免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式的悲剧，如果人们为此应该感谢谁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感谢圣雄曼德拉呢，还是应该感谢保守主义者布特莱齐？这该是不难回答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