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总体上看，王晓鹏先生对新南非的经济困难事实讲得很到位，这与我前年和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对话时，杨教授基于对黑人解放的高度评价而对民主新南非经济发展的乐观判断在事实描述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这一事实叙述却与以大骂民主化著称的宋鲁郑先生（据说恰恰是个久居民主国家法国而乐不思蜀的华侨或华人）强调的事实有点类似。宋先生曾正式为文批评笔者，他强调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一塌糊涂，连电都不能保证供应，因而很不屑地说南非“这样的民主”还不如不要。但是在价值判断上，两位王先生都和宋先生相反，而和杨教授一样肯定黑人解放，尽管在事实判断上王先生不像杨教授那样乐观，并认为目前新南非的经济景气尚不如旧南非，但他明确指出“以低人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对的”，只是他们认为最好提高人权能与经济发展兼顾，因此南非“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未免太快了，应该引以为教训。

我认为王晓鹏先生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南非的黑人解放和民主化成就斐然值得大力赞扬，对我们也很有启示。而新南非的经济社会问题也确实严峻——不是说没有亮点，但至少比我国官媒上曾经大力渲染的中东欧民主化国家一度出现的经济困难更严峻。这些国家转轨之初也有或长或短的“阵痛”，但是除了一些政治上迈不过坎而发生战乱的国家外，基本上都不仅经济先后恢复了正常增长乃至高增长，社会治理也上了轨道。相比新南非1994年实现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问题也比大多数中东欧民主化国家多，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更表现为社会治理的困难，如惊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寿命、包括黑人人均寿命的明显下降等等。从这方面讲，2008年的“排外骚乱”其实是个“转型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前已述及，外籍劳工的权利难以与本国公民平等，这是一个令人遗憾但却难以改变的现实，但如果仅仅如此还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暴力。这次事件无疑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经济相对停滞、本国失业率高导致的不满被发泄到这些权利更为有限的弱势者身上，二是经济放缓的南非也不再需要，或者说难以容纳这些“外劳”，这些情况加上南非治安控制力的薄弱和某些人的民粹主义煽动，就酿成了这一大悲剧。

在这一过程中，新南非固然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吸取，但是把这些教训归结为“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太快了，显然过于简单化。两位王先生在这方面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