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属于“极右派”，敌视苏联，镇压南非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们建设的“宏伟城市”却和一些共产党国家有非常类似的特征。而如今掌权的非国大，当年受苏联支持，今天也是左派，南非共仍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常常批评美国。但是今天正是他们推动了这种所谓“美国式的‘无序城市化’”，把约翰内斯堡中心城区从“南非的深圳”变成了“南非的底特律”。当初穷人的“占领”蔓延时，非国大内部也有制止的声音，但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和南非共为代表的非国大左翼是反对制止的，有的“占领”还就是他们所领导，以至于前述开普敦那个占领者的“非正式”社区还以南非共总书记来命名为“乔. 斯洛沃”。当然，左派并不赞成无政府状态，但当时不制止就意味着这种状态。作为政府住房部长的乔.斯洛沃也不是想任他们“私搭乱建”，而是想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在那里建立规范的公屋社区，也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合理。因为从逻辑上讲，的确，如果居住本身就是“非法”的，还谈得上要求住得更好？但是“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必然有时间差，这期间“贫民窟”的扩大和“穷人驱逐富人”效应至少暂时是难免的。

现在想来当时的确可以做的更好，以尽量避免这种“底特律病”，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尽管底特律的严重问题一直困扰美国人，但是美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人会认为像南非当年那种种族隔离制度下“有序的城市化”是更好的选择。而南非人尽管也为今天约翰内斯堡的萧条而苦恼，但他们原来就不顾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告诫而坚持废除了种族隔离的“优越性”，现在也不会为这种废除带来的结果而后悔。事实上，无论美国人还是南非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以目前这种代价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值得的，尽管现在人们也应该研究如何减少这类代价。

为什么？除了重视人权这种价值观的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旧市区衰落了，但“郊区化”却被认为是正面的现象。富人在民主制度下对穷人“惹不起，躲得起”，但绝大多数富人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移居郊区或卫星城，在那里形成了新的富人区和大公司基地，新的豪华场所和新的经济活动中心。美国历史上类似今天底特律的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当然底特律的规模是最大的），但在一些城市变成被废弃的“鬼城”的同时总有更多新兴城市崛起，城市中旧市中心衰败的“鬼楼”和新兴郊区、卫星城的繁荣也往往并存，所以他们虽然苦恼，却并不认为这是要命的问题，更不会主张以降低人权标准、取消迁徙自由、禁止穷人迁入来避免这类问题。

正如底特律主城区衰败的同时，像迪尔本那样的新兴郊区和安娜堡那样的邻近城市却繁荣起来一样，在约翰内斯堡原中心区衰败的同时，约堡周边的一些郊区和卫星城却繁荣兴旺，成为主城区富人、大公司和高档场所的新聚集地。这样的“新城区”在大约翰内斯堡地区有不少，桑顿就是最著名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