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海再次调整与老年人有关的医改政策，“70周岁以上人员，基金支付比例从70%调整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支付85％；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支付75％；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支付65％。60周岁以上、不满70周岁人员，基金支付比例从60%调整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支付85％；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支付75％；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支付65％”。如果住院的话，自己支付满1200元的住院起付线以后，余下部分医保报销92%。换言之，如果没有意外，这一医疗保险体系可以使老人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

理论上看，国家实现了福利模式上的现代化转变：按照当前的福利供给体系，老人基本可以不需要依赖“子女养老”，也就是说，供养体系中代际反馈模式将转变为接力模式。但是，这一理想中的接力模式并没有出现。

传统中国社会被称为“长老统治”，长者拥有教化权力，因为资源或者财产集中在家庭，长者拥有对家庭以及家族或更大范围组织内资源的分配权。然而无论是当前中国农村还是大都市的上海，老年人都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支配权。不仅如此，急剧的社会变迁不断使新旧知识体系更替，老年人掌握的传统经验与知识在子代中无法发挥作用，老人“教化权力”一点点失去。很多父母子女共同居住的家庭中，如果父母依然企图掌握经济权、教育话语权或者家庭主宰权，家庭的代际冲突则在所难免。

当前上海居民的包括经济在内的独立与自主性都大大增强。但是，第一，新的教育理念不断传播、计划生育下的少子化趋势，都使得父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爱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催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家庭（风笑天有过估算，见《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纪录社会变迁中的一代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子女的唯一性，使得代际重心向下倾斜，“尊老不足，爱幼有余”，见关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关系新走向》，《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对子女的爱推动了很多的消费，父母自己省吃俭用不惜一切满足子女的消费需求。第二，上海大都市的高速发展伴随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在超大的地理空间内奔波往返的职业人为了应付竞争而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在工作中，他们迫切需要父母帮助自己应对家庭的家务料理与子女教育。第三，不断飙升的房价之下，婚姻成本不断上升，而一般性的劳动力价格并未相应提升，“啃老族”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体。这些使得很多父母虽退却不能休，他们把退休后的主要生活献给了家务、子女教育，他们还需要拿出积蓄与养老金“无私”地奉献给子女。

显然，传统的反馈模式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往接力模式方向发展，而是往有所倾斜的“反馈模式”方向发展：以“倒贴”子女为主，老人竭力压低个人消费，消费多侧重于子孙，包括后代教育、购房、结婚等。绝大多数退休且身体健康的老人的主要生活是照顾下一代以及孙辈。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直接反映日常生活水平的“最大支出”选项中，饮食和医疗占了极大的比重。绝大部分被调查老人的支出都花费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仅有1%的人选择了旅游和娱乐（钱滢瓅，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