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古典物理学的祖宗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师傅。通过卢梭的家世，正好可以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去认识什么是欧洲的工匠阶级，去了解工匠阶级在历史上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卢梭的家世很不幸，钟表匠伊萨克·卢梭的太太苏珊娜因孕育伟大的雅克·卢梭难产而死，这场灾难还造成了新生儿先天尿道畸形，这个痼疾折磨了天才卢梭一生；钟表匠父亲伊萨克一辈子自然是对这个新生儿又爱又恨，因为这个孩子是“魔鬼的礼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卢梭的这位钟表匠父亲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因为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钟表行走的规律，还装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渐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宇宙就是个钟表，上帝便是钟表匠行会的总舵手——上帝是最大的钟表匠：

伊萨克是有学问的人，他给孩子讲天体的运行和哥白尼的学说，还讲了宇宙学的基本知识。1719年冬天让雅克七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呢！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陀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

“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乃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陀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尔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老爹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而并不是卢梭的老爹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愚蠢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

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下层石匠的行会组织（后来美国多名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为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所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