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550年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技术在经济上变得相当重要，一些学者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编写的拉丁文和本国语的书籍，内容涉及地理发现、航海和制图、采矿和冶金、勘测、机械加工以及炮术。最终存在于不同科学方法之间的社会界限消失了，高级工匠的方法被有学术素养的学者们采纳。真正的科学终于诞生。大约1600年左右，这项工作由威廉·吉尔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埃德加·齐塞尔以伽利略为例，说明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技术、军事工程学和艺术家技师之间的关联性：“伽利略经过40年的潜心研究，把工匠用的试验方法和测量方法与精深的数学分析结合到一起，才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使用的两种方法后来成为近代科学的方法。”（参见［奥］埃德加·齐塞尔：《科学的社会学起源》，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88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来完成。

总之，16世纪末手工劳动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学术素养的人接受的程度，对科学形成是决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动的不同层面中，上层贡献了逻辑训练方法，对知识和理论的兴趣；下层贡献的是探究因果关系的精神、试验方法、测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则、对学术权威的漠视，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

尽管在那个时期，工匠们的发明还停留在行会内部，还是一种“特权”，即还没有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战争、财富竞争还是海外贸易，都已经离不开技术发明，而技术发明则来自下层工匠、技师们的生产劳动实践。

卢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作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与自尊，他的特立独行和愤世嫉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上升时期的工匠阶级精神的表现——它传达的正是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骄傲。

真正大规模的变革是在1850年前后发生的。一方面是在“外部”：1850年前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谓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和经济竞争要求适应新的经济情势的、更快运用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要求技术与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亦要求军事技术的现代革新。于是，在大学与行会、人文学者与工匠师傅的结合中产生的科学，就是这样开始被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大生产中的。于是，行会扩大为现代大工厂，工匠师傅转化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历史性地概括了从行会劳动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加州史学派的戈德斯通认为，欧洲的18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完成了一个大转变，即“从发动机驱动实验科学到发动机驱动工业”［美］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18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而这里的关键是，当年的工匠阶级把生产技术带进了大学，并在那里与学院的知识相结合而诞生了科学，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把科学运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