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一位在英国享有极高声誉的工程师曾对他的学生说：“我必须对你提出郑重警告，不要妄想从法国作者那里学习到实用的力学知识。你可以把他们的作品当作纯学术书籍来阅读，向他们学点儿静力学、动力学和几何学等等。但他们写的力学书，就像现代作者提出的宗教原理一样，你最好少去理会。到铁匠铺或造水磨的木工房里呆上几个小时，你就会学到更多实用的力学知识。关于实践方面的知识，你应当阅读英国作者的书籍。从他们那里，你学到的东西也许并不多，但却永远忘不掉。”

英国人的这种自信，当然就来自英国工业革命从劳动实践中获得了无数技术发明的经验。英国人相信，即使动手试验、劳动实践并不比理性计算和推理更加重要，起码它们也同样重要：

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许多技术进步都是实践性或经验性的。它们产生于冒险的实践、大胆的试验以及尝试的失误。这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代，也是工程师大显身手的时代。人们对“工业启蒙运动”带来的光明前景深信不疑。在这场“工业启蒙运动”中，蒸汽和金属铁为造福工业和全人类而得到普遍应用。这个时期的工程师行业不同于后来的工程师行业。那时的工程师较少依靠数量分析和理性计算，他们往往凭借一种思维方式，并以满腔热情和超常的能量为支撑，带着浪漫主义精神的印迹。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19世纪上半叶决定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

然而，英国这种不重视理论学习，而是仅让技工们在生产实践中凭借创造精神进行技术发明的做法，却很快使它的技术能力被德国和美国等国家主导的“专家培养模式”所赶超了，而且，不论是英国的国家实力，还是其在工业生产中的技术发明的数量，都被德国和美国所迅速地超过了。

而康德就是典型的德国“专家式教育”的早期产物，也是这种德国教育的杰作。普鲁士教育认为：理性计算和推演比动手试验更重要，而且，理论是只有在专门性的教育、研究机构中才能完成的训练，这种训练要求学者脱离长期实践的摸索，一心一意去掌握法则和规律。学生们与其去学习木工、锻工和机械，与其在工厂里与能工巧匠混在一起，还不如在专门性机构里学好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从而打好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以保持一个研究者的“头脑清明”。正是在这样一种“头足倒置”的文化氛围中，康德这个“工匠的儿子”很小就离开了工匠阶级，走上了一条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道路，从此之后，与那个号称“日内瓦公民”的卢梭不同，康德这样的人便开始骄傲地号称“学院公民”，而与卢梭在著作的封面上印上“一个日内瓦公民”不同，康德在自己著作的封面上骄傲地印着“康德硕士”：

成了大学的成员或称为“学院公民”之后，他不再接受哥尼斯堡行政单位的管辖，而是直属大学的行政系统。像行会一样，大学也是相当独立的组织，而埃马努埃尔的大学生身份，也为他带来了许多特权。一个学院公民不仅有听课与使用大学设施的权利，同时也不必接受城市或国家的直接命令。举例来说，他可以受到免征入伍的保护。……1740年9月24日，大学校长将“埃马努埃尔·康德”这个名字填入注册名单的那一刻，影响至为深远。这表示这个工匠的儿子其实就等于从一个行会转入了另一个行会。然而这个“知识”的行会有自己独特的位阶，在许多方面，它的地位较接近贵族，不似靠自己的双手劳作或靠买卖营生的阶级，从一般“市民”到“大学生”的转变，因此不容小觑。在18世纪的普鲁士与其他各地，对年轻人而言，成为学院公民乃是……很重要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