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很细微的经验。曹禺的话剧《雷雨》第三幕，在鲁贵这样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那种穷困，那种穷极无聊，捉蚊子、发牢骚、唱小曲，深夜时分火车自远而近，再自近而远的声音与风声雨声雷声和电闪，都让我特别动情，远远比周家的乱伦故事更能抓住我的少年心。在旧中国做富人是那样可憎，而做穷人是那样可鄙。例如话剧《北京人》里的卖“果子干”的铜碗敲打声音，不知为什么那样地让我痛感到生活的卑贱、匮乏、渺小与空洞，我认定空虚与无所事事才是对于生命的污辱与蹂躏，是最大的犯罪。后来我认定这一切都是反动政府造成的，是国民党与蒋介石造成的。我渴望神圣的事业、巨大的变革和使命的威严。我愿意像飞蛾一样扑向熊熊的烈火。我祝祷熊熊的烈火将万恶的旧社会烧成灰烬。

已经到了1948年了，我刚刚14岁，我已经加入了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我已经“潜伏”起来了，我们家迁入小绒线胡同46号。隔着南墙，那边应该是帅府胡同的一家邻居。每逢夏日，邻院常常传来那边的自拉自唱的胡琴与清唱声音。也许邻居的琴艺与唱功实在无可恭维，也可能我那时太不理解传统戏曲，还可能与当时的不无幼稚的激进思想有关。一听到这种陈词滥调式的琴声与清唱我就一百个不舒服，我感觉到的是停滞、守旧、封建、空虚、陈旧乃至腐朽，我感觉到的是一代代国人就这样麻木不仁地过着日子，我想着的是解放战争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我想着的是新生活中将再没有这种琴声与清唱的地位，代替它们的将是前苏联式、义勇军进行曲式、黄河大合唱式的歌曲、钢管乐与大交响乐队。

得从日本人的投降说起。1945年暑假，从来不懂得政治更不知国际形势为何物的将近11岁的我，来到郑谊老师家里，与众多的同学在一起听老师讲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意义。一下子，历史课上得知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甲午海战的知识都激活了。即使是日伪时期小学课本里也充满了这些耻辱的纪录。我体验到了爱国主义的情操有多么强烈与悲壮。从老师家里出来，我不发一言，我想着的是我应该为伟大的祖国、为中华民族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也曾受到了夹道欢迎，还有一次说是蒋到北京了，我们中小学生也上了街，神马也没看见，蒋没有乘敞篷车。顺便说一下，那时的中小学生最喜欢说“神马”了，神马就是“什么”的重读。骂人可以说“神马东西”或“神马玩意儿”。新近网上火起来的“神马都是浮云”，其实是老调重弹，而且多数人被神马绕进去了，以为有多玄妙。许多新东西可能很旧，许多旧的东西未来可能打扮一新，再次行时出彩。我们的创造比我们想象的更贫乏。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我听到的舆论最初对蒋是有利的，郑老师讲到“新生活运动”也用的是完全正面的话语。新生活运动可能相当成功，在2011年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里，提到打“素麻将”，既玩麻将而不赌现钱，兴许符合新生活运动的要求。1945年与1946年，让老百姓失望的是接收大员的表现与“大员”的称谓。看得出，蒋对于“胜利”完全没有准备，急急忙忙地拉上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收平津。这只能使国人的敏感的爱国主义神经受到挫伤。大员云云，绝对地脱离群众，没有任何亲民的行动哪怕只是作秀。还有，由于汪伪也一直沿用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他们摇身一变，在例如沦陷区的《小实报》上发表声明欢呼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高呼什么蒋的“万岁”，令人起疑。头一天，《小实报》正面报道的还是日伪的“官方”活动与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