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头也一震，原来如此，艺人写自己的传记不容易，当然不愿意先期被别人剽窃到最精彩的细节，因此他追查是完全应该的。这次对话到此结束，袁先生后来继续追查，此事责任出在编辑部的责编身上，与我无关。此后袁每有公事找我做完之后，总要说一句“回家给老人带好儿。”我则回答“谢谢。”

再后来，我父亲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每年到了三月会期，我总会到政协驻地看望父亲。袁时常也在场。他发现我认识的委员很多，并且谈话显得很熟识似的—他注意到这一点。最后，他与我父亲也成了朋友。也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后来我找上他的门，建议与他合作一本谈架子花的书，我谈得开门见山，于是一拍即合。合作半年有余，终于如期完成。最后此书作为文化部庆祝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的大会纪念用书（之一）。1995年恰值梅兰芳百年诞辰，河南省委宣传部请了袁先生、梅葆玥和我三人到郑州宣讲梅兰芳文化现象，这次活动增加了袁对我的印象。事后河南方面请我们三人游览黄河风景区，袁曾与我在黄河岸边合影。随后河南方面将之放大，又特意设置了油画镜框，于是格外有效果。我收到这个礼物，非常高兴，一度把它悬挂在书房之中。我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源流》。这是写我自己的感受，黄河，是祖国的母亲河，也是一切艺术的源泉；而我身边的袁先生，在梨园不说硕果仅存，也是德高望重，他足以被称为一支京剧的流。我既面对源，又紧傍着流，何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