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京剧院不久，就接到文化部的通知，说次年是双重的“大日子”。一是辛亥革命多少周年，二是鲁迅逝世多少周年，现决定届时要举行戏曲汇演，现在通知一声，大家早做准备。大家传看了一下，都心说“知道了”，多数人没怎么在意。原因是这两件事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演那个时期的戏，衣服也必须是那个时代的，属于近代戏的范畴。如果越剧演，怎么演都能出彩，一切随心应手；而京剧演，与清装戏的路子相似，卖的是话白，唱念做打基本功几乎用不上。这样的戏直奔主题，弄好了容易得奖，弄不好鸡飞蛋打两头空。作为国家剧院，花太大心思想这个，不值。所以大家看过把通知交还原处，“完了就完了”。

我最初也这样想，也觉得这件事与我没直接关系。后来有一天，猛然脑子里一“机灵”，忽然想起这件事来，忽然就形成了一个思路，鲁迅小说我是读过的，尤其在中小学课本上选修了那几个名篇，至今还留在脑子里。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无非是阿Q与孔乙己二人。我就让他俩分别当一号与二号，再把其他人物拉出来作为他俩的背景，新编一个故事，让这许多人都进入其中。开始时他们还是鲁迅小说中原来的性格，可故事（也就是戏剧情节）却是我新编的，按照故事发展的逻辑，戏剧人物也各自在其中生活，性格多少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变化就变化吧，只要我能把故事编“圆”，那观众还会承认的。

我很满足自己的这一“机灵”，因为在京剧院待久了，满脑子都是唱念做打的各种程式，演员们玩它玩“溜”了，会越来越高兴，可我终究不以这个吃饭，听多了也依然会感到乏味。这次不然，我恢复了当年的性情，一机灵就能机灵出戏，觉得这想法还是不错的。如果写作当中，我再把近年从杭州、绍兴获得的一些生活加入进去，兴许能够有些特色。我希望戏曲编剧能够多一些“一机灵”，而不要被剧团特定的人位等框死了。我希望戏曲剧团的编剧能更多地向作家靠拢，如果一个编剧能有若干个写生活的戏上演并且成功，那么他今后在许多方面就是独立的了。

由于文化部下发文件的时间早已过去，我想上报这个素材也过了时间，但我头脑里止不住地兴奋，于是我斗胆不经组里讨论就动笔写作。它完成得飞快，但当我写完之后，拿到编剧组会议的桌面上的时间，却过得相当得慢。我在犹豫，大家会怎么看待我这次的写作？人刚来，就不听话（指大家的规劝）而独自完成了作品。

终于还是拿上了桌面。一位说：“城北是快。我打听打听，你这个阿Q，准备用什么行当演啊？”

“丑，只能是丑。”我回答。

“我想也是，也只能是。哎，你打算让谁来啊？”

“最好外借朱世慧。”

问话的有些意外。“啊，是最近靠《徐九经》红了的那个……”

“是，北京戏剧界评论他，说他身上除了丑的东西，还借鉴了老生的唱法，甚至说他开创了‘丑生’的新行当……”

“那些都是捧场，你别真信。我问你，你是打算借调他呀，还是从湖北一下子就调进咱们院呢？”

我畏缩了：“这，我没细想。再说，这也是领导该想的事情。”

“我替你说吧。无论怎么办，都难。比如正式下调令，他人先到了，可以先进剧组。这是急事嘛。等把这出会演戏完成，然后你让他去咱们的哪个团？”

“哪个团不成？”

“不成！哪个团的大丑都有人，他去了人家那儿，原来的大丑到哪儿去？咱们剧院的几位大丑都各有特色，上面有师承，下边有哥们儿，不能因为朱世慧来了就让原来的大丑走人！”

我退后一步：“要是朱世慧还回湖北呢？”

“人家来北京一趟，不明不白地就回去了，这让人家怎么说呢？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前者，应该表彰、提升；后者，应该追查、追查背后的原因。不能这样‘里外不是人’，就让人家真变成‘里外不是人’的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