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同学问：金融改革、公平与信仰

同学一：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您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您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问您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有什么样的工作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

我就简单地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看到过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20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得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的银行碰到坏账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地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地衰退？它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极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账。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提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银行就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会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是因为水平高。但是这其实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同学二：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当时的一些改革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想请问，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地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

郎教授：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到生产者理论，哪一个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掠别人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夺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吴栋教授与崔之元教授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