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与转型社会

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结论部分,裴宜理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全书的中心论点：“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她的研究显示,1839年至1949年间,“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工情况相差不大。但裴宜理又认为,这种分裂虽然使中国工人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却让他们产生了系统而持久的团结与进步,实际上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力量。恰恰是工人内部实际存在的差异,促使他们联合与斗争以缩小、维持或扩大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工资或工作条件上的差别。

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有着相当的意义,因为工人之间事实上就是不平等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建立后,劳动者被分为国有（中央国有、省级国有、地方国有）、集体（大集体、二集体）、城市市民和农民等,平等只存在于各等级内部,形成了界限分明、难以逾越的身份社会。而在改革开放后,即使是身在同一企业中的工人,或者来自同一群体的工人,也存在着户口与合同类型上的差异。用张炜的话说,“这种工人内部的结构差异应该算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或许阶级并不像正统的理论所分析的那样,仅仅是经济决定论与结构简化论下整个生产过程的函数与逻辑结果,而政府和资本如何面对“有中国特色的工人内部分化”与“真正意义的工人阶级”,同样是有趣的课题。

考虑到代际因素,问题将更为复杂。正如王春光早已指出的那样,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那么我们目前主要接触的90年代后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则应该被视为“新生代”：他们年龄更小（外出时平均年龄只有23岁）、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人具有初中以上学历）、没有务农经验、外出动机从经济型转向生活型或者两者并重。不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中国人口红利的日渐丧失让总数近1亿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了父辈未曾享受过的影响力与议价权。

当然,大一统的坍塌与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本来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在一个由诸多原子化的个人与碎片化的群体构成的大型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事实上并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而是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求与目标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但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严海蓉看来,国家、媒体和精英们通过界定与鼓吹“素质”的概念,通过提倡与强调“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主流话语,将个人的努力和成功与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鼓励”农村人口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以便在全球资本领域里追求中国的合法性、地位和荣誉,同时却未能给予他们全部的权利。这种逻辑、话语和渲染在相对而言欠发达、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为盛行,因为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作为空洞的“传统”和“落后”的代名词外,再无其他任何意义。

值得警惕的是,“素质”话语与前述“现代化”概念一样,也隐藏着承认各种形式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阶序的合理性的逻辑：那些“高素质”的人似乎理应比“低素质”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权利与社会地位；被认为“低素质”的农村流动人口必须努力工作、必须接受规制,才有可能在城市里活得更好。据官方数据,中国城镇人口将在2015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如此巨大的变化并未为身处其间的中国城镇居民带来太多可以意识和感觉到的剧烈激荡,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分隔,让城镇居民自身体验的周遭生活与农村流动人口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