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普森在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话来说,阶级是一组流动的关系,“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是外部决定因素和自我行动的交集”,“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唯一的定义”。三十年后回首,当我们听到那些“改革时代遭遇无情工业体系的劳工的声音”时,市场、经济、改革等在新时代里耀眼夺目的宏大词语呼唤着更为精准而明确的定义,“中国经验”与“底层经验”探寻着自己能锻造出何种姿态与立场,而在主流的、整体的、抽象的话语背后,个人的生命史被大写的官定正史掩盖,个体的声音几乎无人得闻。“任何人的死都让我蒙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正因如此,约翰·多恩才感叹：“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转型历程,因其勾连纠结的利益博弈、错综复杂的脉络与你死我活的权力场角逐,因其不断层叠堆积的更迭迁流、续变衔接、传承遗继,让回顾与书写成为一种困难的存在。易攸畏,属耳垣墙,问题意识、批判精神与知识解放不能被小心、谨言、虑终乃至禁行的表述技巧分割、撕裂与瓦解；在构建整体论式之外,我们还应当尝试由微观结构与微观进程入手,从社会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去认识和解释宏观角度下转型时期的形象与本质。而“新劳工史”（newlaborhistory）,正是立足于关注工人的文化与生活背景、经历与劳动状况,尊重以无数普通人为主体创造和传承的历史,细细体察每一个活生生的研究对象的点滴温凉、倏忽流光以及日常生活中至为坚固的内容。

189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塞缪尔·龚帕斯(SamuelGompers)在被问到“工会到底想要什么”时如此回答：“劳工想要什么？我们想要更多的校舍,更少的监狱；更多的书籍,更少的武器；更多的知识,更少的恶习；更多的闲暇,更少的贪婪；更多的公正和更少的报复；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培养我们更好的本性,让男人更高贵,女人更漂亮,孩子们更快乐,更聪明。”实际上,这一点也不过分。《南方周末》对某厂的“潜伏手记”如此感慨：这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正是这些有着期盼、想象、努力与抗争的人,在种种紧张、尖锐、疼痛乃至令人眩晕的场景背后,为我们制造出中国。

本文发表于《书城》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