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对国民性或民族性格一类的概念感兴趣的学者，多为社会唯实论者。正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或民族等人群共同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他们才会进一步认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安德烈耶娃，1984：30）。至于“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不同的研究者说法各异：黑格尔使用过“民族精神”，迪尔凯姆使用过“集体表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出色地论述过环境、法律制度（联邦制度、乡镇制度和司法制度）和习俗，塑造了美国人独特的国民性格，使得他们“往往不会为政治激情所振奋，他们的胸膛中激荡的是商业激情”（周晓虹，2002：126）；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1972：245）。与此相似，在国民性研究领域，英格尔斯也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因此他一方面肯定“国民性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可以考量”，另一方面借迪尔凯姆之口强调，“社会事实必须通过社会学来解释，这是国民或群体心理差异概念的基础”（Inkeles,1997:1，8）。

与上述社会唯实论者相反，社会唯名论者严格说来是不承认社会的实在性的，因此他们也不屑研究群体心理或国民性这类问题。英格尔斯也承认，除了秉承精神分析传统的那些临床心理学家，在学院心理学中，“直到最近也鲜有心理学家涉足国民性研究，他们对这项研究的突出态度如果不是敌视的，起码也是冷淡的”（参见Inkeles,1997:6）。早在1924年，秉承个体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家弗洛德·奥尔波特在那本后来流传广远的《社会心理学》中，就借阐明“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的科学”的观点，将所有涉及人群共同体的社会心理研究一律斥之为“群体谬误”加以反驳。他不仅强调“除了属于个体的意识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意识了”，而且专门指出“国民性、共济会纲领、天主教教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是在某个体成员身上得以表现的所谓群体心理，而是在每个个体心理中不断重复的一系列观念、思想和习惯”（Allport,1924:4-13）。换言之，并不存在表征群体心理的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格，它们也不过是一种“群体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