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国民性研究领域各种文献汗牛充栋，但大多数都是有关某一国民的个案研究或某一地区（如欧洲）的比较研究，像英格尔斯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这样的综合性评述性著作并不多见。因此，比较而言，这本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国民性研究的全貌以及英格尔斯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颇为有益的。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这部著作共分为四编11章，从概念内涵、基本理论→史进程、研究视角、著名案例、研究方法到系统比较无一疏漏，称得上是一部国民性研究的大全手册。其中，第一编第一章是全书的“重中之重”，在这里英格尔斯花费了百余页的篇幅，讨论了现代国民性的概念、研究方法和切入路径。接下来，在第二编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章中，英格尔斯分别讨论了有关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国民性研究，他从“德国精神”、“俄国人格”，一直讨论到“美国性格”。再接着，在第三编的第五、第六和第七章中，英格尔斯关注的是国民性和人们所处的宏观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除了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以外，英格尔斯还将对国民性的思考放在变迁的维度上，尤其是放在了因为变迁而带来的国民社会心理即心理预期改变（上升或下降）的维度上。这种预期改变的挑战性在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预期在上升，但与此同时，“下降的是个体对美国社会基本制度的信心”（Inkeles，1997：258）。多说一句，这不禁使人想到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着极其相似的矛盾和困窘情形。在最后第四编的第八、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章中，英格尔斯将国民性的研究置于一种系统的比较之中：在第八和第九章中，英格尔斯将共时态的国民性研究与他同样擅长的历时态的人的现代性研究套叠在一起，他想说明教育、工厂经验、接触城市生活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所谓现代性因素对一国国民的社会心理的重塑作用，以期说明“国家作为一个环境或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现代性”（Inkeles，1997:271）；而在第十章中，有关国民性的讨论进一步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联系在一起，不过，尽管英格尔斯看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物质增长也将带来国民心理幸福感的提升”（Inkeles，1997:349），但他也意识到不同文化对幸福的理解不同，而且物质条件的单纯改善也会使得人们的幸福感进入“高原”状态，从而出现一种停滞现象；最后，在第十一章中，英格尔斯对国民性及相关的主题进行了回溯，他意识到研究“国民性的连续性和可变性，充分解释显而易见的差异”（Inkeles，1997:382）是一项需要待以时日的艰巨任务。

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早期国民性研究文献，如《菊与刀》、《大俄罗斯人》或《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如果认真阅读《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能够发现这部英格尔斯集45年研究之大成的著作确实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国民性研究这一领域在1950年代研究高潮期过后的一些新的趋势。具体说来，我们可以将英格尔斯研究的优长之处或国民性研究的现代趋势表述为以下四点。

第一，同早期重视国民性的静态结构分析相比，以英格尔斯为代表的国民性研究的后来的一代开始越来越关注国民性的变动，尤其是国民朝向现代的社会心理的变动。显然，形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变迁运动。正是这种变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或国民成员的性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动，而且也使研究者们意识到，真实的国民性（或社会性格）“产生于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弗洛姆，198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