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格特征和教育—职业水平之间的显著联系带来一个问题：是人格真的影响教育—职业水平，还是相应的人格特征只是伴随这种水平状况才获得？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我们不可能一一作答，只想指出我们分组所依据的那些特征通常在幼年就已形成，相对持久，不易改变。乍看上去，这种观点似乎与我们观察到的它们和教育—职业水平的联系相矛盾。不过，只有在一个人，假定在苏联获得高等教育和高级职位要么纯粹出于机遇，要么纯粹凭借个人能力，完全无关家庭背景及个人的态度和奋斗，这种矛盾才会存在。不过，有关苏联社会分层和升迁的资料显示，来自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家庭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菲尔德梅塞（Feldmesser），1953；英格尔斯，1950］。其结果是，许多专家和管理人员就在同样阶层的家庭里长大，他们的培养方式自然不同于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培养方式。可以料想，这给他们人格的形成带来长远影响，其重要性超过后来共同的教育经历。

此外，较低阶层的升迁主要来自这样一些个体，他们的人格，不管什么原因，有别于其出身阶层的大多数人。这种差异很容易体现为对教育和地位的更强烈追求。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政府有意挑选某些人格类型作为重要职位的候选人。最后，还有较少自觉意识到的“自然选择”过程，其基础是某些人格类型与精英身份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此而言，我们惊诧于样本中最高阶层人群的独特性，因为在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表现出底层人群的众数人格。这些结果证实了迪克斯的印象：苏联社会极端的人格差异，以及被统治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深刻抵牾。后者，比起我们考察的属于精英群体的俄国人，还要进一步从“众数类型”中去除。

我们还未解答下述问题：我们关于一群难民的观察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概括苏联人口以及它对苏联体系的适应。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格是否是其他更多选择逃离苏联的人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印象是，人格不是二战后人们决定逃离苏联控制的首要决定因素。相反，个人的生活经历，如过去遭受政府政治压迫，或者担心某些行为被视为与德国合作，将来受到惩罚，是首要决定因素。但是，这些经历和恐惧，尽管影响到苏联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度，却不是决定这些人在苏联社会政治体系中是否成功的首要因素。难民人群并非倒霉蛋或历史“弃儿”的集合，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事实上大多数是流动的或成功人士。

尽管清醒地知道我们的样本规模很小，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其中发现的人格模式在具有民族和职业可比性的苏联人群中也会发现。考虑到下面几点，我们更加坚定了这种认识。首先，我们描绘的俄国众数人格模式与历史记载、文学作品和现代旅行者记录中传统或经典的俄国人性格高度一致。第二，苏联政府对民众的批评强有力地显示，某些特征——不仅对考察对象来说是众数式的，也是他们难以适应苏联体系的根源，在国民人口中广泛分布，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第三，不同职业阶层的人格差异与我们所知道的苏联工业领域的职业选择过程和政府实施的筛选程序相一致。由于方法上的局限，把我们的研究结论推广到苏联人口只能是一种推测。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停留在这个层面，只要苏联公民自由受限，我们就无法全面深入研究。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大部分苏联公民，如何适应他们的社会政治体系，理解苏联政府针对国民倾向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