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莫斯可似乎对技术没有这样的观念，在他的观念里，技术仍然是一种为人所用改造世界的物质性的工具体系，可以与统治的逻辑相剥离。他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夸张这些工具的功能，并希望大家明白一直有人在夸大这些工具的功能，这些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商业目的。他并没有感受到多数情况下，人被迫采用技术，技术制造并维系着现代社会的秩序。莫斯可的这种技术观其实已经倒退到了《资本论》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讲的就是在工业技术体系之下，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意义仅仅只是一种可换算市场价值。

无论是技术乌托邦者还是反技术乌托邦者，他们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好像技术的发展方向都是精英、社会组织或某种社会权力控制的，要发挥其正面的功能和规避其负面的功能。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以功能和标准化方式来看待技术的结构功能主义者。然而他们似乎没有看到在现代性社会中，技术的逻辑先于个人，先于组织，先于权力，个人、组织和权力都生活在先在的技术环境之中，甚至连意识都可能意识不到。所以，即使揭穿技术的神话，人也仍然被迫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因此当莫斯可像罗马俱乐部成员或法学家一样去讨论云技术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或个人隐私权的问题时，特别像大众报纸的专栏作家，他的部分观点几乎就是一些常识。当他去讨论云计算是否需要有政府监控时，由于没有结论，他甚至像新闻报道一样只呈现双方观点。这些讨论都影响了他思想的深度，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对技术本体的理解缺乏主见。

另外，我同样也不太认同莫斯可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这些结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正确了，正确得像常识一样。在100年前，就有学者讨论媒介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担忧垄断的商业现实可能会侵害公共利益，尤其是知情权与言论自由。所以，在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传播技术背后总是有着权力与资本的身影，而且顶多不过两种情形：权力与资本合谋或对立。从传统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再到信息资本主义，从旧媒体到新媒体，表象繁多，结论却永远那么相似。“只要用莫斯可‘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这‘三化’去结构自己的分析框架，任何国家的传播体系都最终可以得到相似的陈词滥调：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传播政策都一定是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合谋；任何非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传播政策一定是资本作恶，政府背黑锅。到最后，这种研究就不再是理论发现，而是政治站队或表态，表明研究者是愤怒的左派知识分子——理论退场的地方，剩下的只会是彻底的意识形态。”

莫斯可引入神话理论来分析IT业的技术，原本同时是对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超越，是一种补充文本社会语境和追求差异化结论的努力。然而，虽然这种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但它最后还是回到了乏味的权力与资本、商业与政治，还有永远挥之不去的欧美中心主义。尽管莫斯可把文化研究的许多做法甚至是作品和艺术品分析带入了研究，但看来并没有真正得到文化研究的真传。我的真实感受是，与莫斯可的努力相比，罗兰·巴尔特像梦话一般的神话理论对学界的启示和贡献要大得多。事实上，什么事不能与权力与资本合谋或对立扯上关系呢？如果有一种理论视角，还没有开始研究，就知道研究结论是什么，这可能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上述这些，充其量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其意义只在于提供更多思考分析本书部分内容的视角，仅供读者参考。然而，面对市场上像《大数据时代》这样巫师般预测未来的心灵鸡汤，面对出现不到10年的最新技术，一位年近七旬的学者，仍然挺身而出，为民众解构神话，启蒙心智，单就这一点而言，莫斯可就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和掌声。

胡翼青

2016年9月10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