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科索沃问题，文章做在人道主义上比“主权”更有说服力。因为北约的持续轰炸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和无穷的后患，远比它宣称要反对的更加不人道。另一方面，南联盟的种族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塞族恃强欺人应负主要责任也是事实，只是其性质和规模不能与希特勒灭犹相提并论。我们的立场应是反对将复杂的民族矛盾任意扩大无限上纲，并偏袒一方，特别反对殃及无辜平民的狂轰滥炸。总之，对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应多研究一些历史案例，做出有说服力的论断。搞政治、搞外交，也许可以实用主义，一个时期强调某一方面；理论工作却必须考虑到长远的普遍的适用性。何况，今天在国际上，即使是强权也必须找理论上的借口，不能再像19世纪的殖民帝国那样，以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为依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始决定对科索沃武力干涉时所采用的“理由”是得到国内外多数舆论认可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只是在其恶果日益明显时，批评的意见才渐渐多起来。从长远看，占住理还是重要的。

今天，由于北约惨无人道的轰炸，南斯拉夫是受害者，我们似乎难以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但是对于他原来的所作所为应该心中有数，绝不能把自己放在与他同仇敌忾的地位上。我们有少数民族问题，也有西方不断干涉的西藏问题等，但是我们的民族矛盾情况与巴尔干非常不同，我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可能有过错误，但从未采取过那种有计划的“种族清洗”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都应与之划清界限，而不能认同。对于他国的种族冲突我们应坚守中立，而现在的舆论完全偏袒塞族。国际舆论认为我们是兔死狐悲，对此说法绝不能默认。再说，巴尔干问题本是欧洲问题，斗争和妥协都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我们是外人，既无实际利害关系，也无能为力。俄罗斯在传统上就是外交强手，从沙俄到斯大林到目前哪怕是处于困境的现政府，在外交上都是十分老练、高明，而又现实，进退有据，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现实可能与西方周旋，我们是被撇在一边的，大可不必自作多情。

毋庸讳言，我们与美国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实力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全面的，迄今还看不到差距缩小的趋势）；第二，双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显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尽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常遭到批评，但是相比之下，它并不孤立。原因之一是它的霸权包括“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个方面，而老帝国主义和苏联不愿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战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都做到了“顺我者昌”，东亚“四小龙”中起码台湾和韩国与它的扶植直接有关。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却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发展的困难。原因之二是它的对立面并不都是无辜的、正义的代表，不像过去的南越解放阵线那样得到国际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这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痛定思痛，并不是更加强调“亚洲价值观”，而是相反，进一步认识到统治者利用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因而客观上在观念上更向西方靠拢。60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上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论我们认为多么没有道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害怕“中国威胁”，而宁愿谋求美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