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马虎了事、含糊其词的寥寥数语，没有交待清楚墨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人，但后世诸多学者，还是从《墨子》本书和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证中，推断出墨子大概的生卒年限，即春秋末至战国初，也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间的那段年月。

也就是说，诸子的重量级人物，只有墨子，亲身见证了发生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晋。（这一年，周威烈王册命韩、赵、魏三国为诸侯。始于公元前458年的裂分晋国，至此正式定型为“三家分晋”，并获得法理承认，而划上句号）这一事件，标志着东周王朝春秋的结束和战国的开始。

春秋向战国的转变，是中国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并非像“汤武革命”（《易传·革·彖传》）那样，一股力量取代了另一股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而是发自社会内部，由生产工具的演变，导致生产力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重新摆布。

墨子在一个最有利的历史观察点上，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变革。

那时，铁器的广泛使用，新型生产方式的普及，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带来了GDP的疯狂增长，相对比值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城市化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很繁华，到处都是有钱人的样子。但毫无疑问，在繁华热闹的背后，穷人更多，贫寒人家更多，平民百姓更多。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这话并非虚幻想象，而是社会实情——那时候，找不到工作，并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饥寒交迫，疲惫丧命，却是时刻要面临的可怕威胁。

墨子赶上了，看到了，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话。

第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者，从民众的角度，发出了穷人的声音，而且是以连续、集束的方式发出。

首先是经济上，也就是生存方面。《墨子·非命上》里，墨子提出著名的“三表”论，就是世间任何理论和言论，都得先有个说话的根据和检验的标准。这个标准，第一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就是较诸历史。第二、第三，分别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在墨子的思想里，这是个重要而普适的标准，即，凡是对百姓有利的，就是应该的；凡是不利于百姓的，就是不该的。

《节用》提出：“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又花钱，又对老百姓没实际利益的，不干。

《非乐》篇，墨子指出，之所以反对搞那么多大型文艺晚会，反对建那么多超豪华剧院、音乐厅，不是不知道歌剧好听，流行音乐好听，民族唱法好听，而是，那些玩意儿“亏夺民衣食之财”，“不中万民之利”，“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不耗费天文巨资，不耽误正事，“好听”得起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