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文学科言，其教科书大多编写于7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框架体例是苏联式的，内容则倾“左”；在师资上，解放前完成学业的老教授极少开课，大多数的任课教师为“文革”前完成学业或“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数人的国学及西学水平都很成问题，较少有令“我们”满意的教师。

作为一种补偿，“我们”只好贪婪阅读在80年代新鲜出炉的有关西学的著作，对西学的不准确的介绍以及以西学随意分析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新书，不知令多少人沉迷过。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生于60年代学人独立地走上学术道路后，得回过头来认真清算被“左”化和极端西化双重污染的知识体系，“我们”得拨开迷雾，学会重新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学会建立学术规范，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左”化可能不再对“我们”构成威胁，但西化的阴影并不轻易可挥斥。我并非主张拒绝接受来自西方的社会理论或哲学思想，但反对用西学来遮蔽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面对中国社会问题时应具备的视野。

清算受双重污染的知识体系是件紧要的事，不然许多人在真正面对中国问题时，就会得“失语症”。前些日子某些人为争夺回“话语权”，鼓噪“后现代”(可以“争后恐先”来形容)，乃为“失语恐惧症”的表现。1995年，《岭南文化时报》约请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为“精英观察”专栏写稿，学勤在来信中特别要求把“精英观察”改为“观察精英”，他的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记忆”，希望精英们多一些中国问题的常识，而不要光站在“西方云朵”上飘移。后来，海南的鲁萌在给我的电话里传达了类似的信息，说是她在邀约国内的某些著名学者撰写《1999独自》时，发现他们一旦离开了平时热衷的西学话题后，就不懂得如何说话，结果令她大失所望。

在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变故，尤其是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日益突破时空限制而为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共享的今天，若以10年为一个学术代，来谈论生于60年代学人与生于50年代或生于70年代学人的差异，的确有点勉强。不过，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进程，使生于60年代学人与前后两代人之间多少存在一些差异。

若从以上角度来把握生于60年代学人的话，他们显然欠缺生于50年代学人在“大风大浪”中溶入个人经历的对人生独特的感悟和思考，而与成长于平淡无奇、充满世俗气的90年代大学校园里、然后又顺理成章地拥抱甜腻肥足的当下生活的生于70年代学人相比，生于60年代学人无疑多了一份青春期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信念。由此，生于60年代学人可能在无意中或无奈下与世俗妥协了，但面对物欲高涨、经济利益至上原则君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生于60年代学人尚可能有闲情余力作出某种抵制的姿态。

要说“XX代人”的话，生于60年代学人倒真的可以自成一统。

生于60年代学人对“文革”略知一二，但并无狂热卷入；无“上山下乡”的波折，已有的人生经历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然后再步入社会；中国社会酝酿巨大变革及思想界发生激烈交锋的80年代，正好是生于60年代学人最为关键的青春期，它培育了生于60年代学人的敏感和激情；而80年代，又使大部分刚离开校门不久的生于60年代学人旋即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无奈之下成了“下海”潮中的主角，大部分人略具反叛色彩地认同了世俗的价值取向。潮起潮落之后，生于60年代学人依然认定“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因为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一批新人去认真面对。当中国社会的正常问题显现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时，我希望它能造就一批地道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而这有赖于从生于60年代学人开始的集体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