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时期，多重的含义悄然隐含于中国的美术作品中，恰好可以从一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玉圭里发现这种情形［图1］。石料呈乳黄色，因为年代久远而天然包含了一些灰色和赭色的物质，被磨制成梯形薄片，在较窄的一头有钻孔。精致的浅浮雕部分，一面雕刻正在跳跃捕食的鸟，图像轮廓清晰，另一面则是一张神秘的程式化的脸，有突出的双眼。据考古发现的证据，我们推测，这件作品大概制作于公元前2500 — 前2000 年之间，为龙山文化（约前3000 — 约前1700）的产物，在此时期龙山文化在距离黄河出海口不远的今山东省的位置繁荣起来。工匠在金属使用之前制作了它，而玉石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制作工具和兵器的材料，也是在已经确立的阶级社会中一些人的身份显赫于他人的证明。玉圭上有纪年为1786 年的铭文，是一位中国帝王的题字，在他大量的古代藏品中，在那年此物证明了它自身的存在。他给玉圭两面的装饰提供了奇特的解释，理解为鹰和熊的象征，是给勇者的一种古老奖励，并将玉圭归入中国古代最早的两个历史王朝，商（约前1500 — 约前1050）或周（约前1050 — 前256）。

这很容易和“中国人好古”（the Chinese love of antiquity）联系起来，它描绘了一些人以某种方式沉浸于阐释他们自己长久而辉煌的过去，把过去想像成完整一体的，其他文明不能与之匹敌。我更想强调这件古代作品（实际上比题字的帝王所确定的年代更为古老）的创造性挪用，它插入到一个实际的新语境中，也就是皇家藏品中。而且皇帝声称的正统性是通过使用权力的古代象征物来实现，在这点上与许多其他的文化系使用有威望的建筑形制、艺术作品或收集以往的财宝去支持眼前计划的行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实际上玉圭出现在本书中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实例，它所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样表现了玉圭铭文装饰的新语境、新含义，想必与乾隆皇帝富有想像力的流露一样。我们可以尝试阐释这件作品最初是怎样被构想的，但是无从了解它“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