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贾樟柯 程青松

程青松：首先祝贺《天注定》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你从处女作《小武》开始，到后来的《世界》《任逍遥》《二十四城记》《三峡好人》等等，都是以一种有别于其他电影的态度和方式，在构建中国时代变化下的个人现实。今天看来，这些“人”的文本具有了不可低估的文献性、普遍性。一路走下来，中国社会十余年的变迁，都能在你的电影里找到对应的公共经验，这太有力量了。当初是什么让你选择了以《小武》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启自己的电影之路呢？

贾樟柯：其实，在《小武》之前，已经有一个成熟的项目，就是一个短片，叫《夜色温柔》。

程青松：怎么变成了先拍《小武》呢？是因为那年你回到家乡吗？你多次提到，回到家乡后，家乡和家乡人的变化给你带来巨大震动。

贾樟柯：我觉得可能要从之前我自身的情况说起。因为我23岁才上电影学院，一般大学生应该是18岁，我的年纪算是非常大了。到电影学院之前，实际上我有一部分社会经验和社会经历，具体也没做什么事，是非常困顿的几年。所谓的前就走是要上学，前不了，退也退不回去，退就是跟其他同学一样在当地找一份工作生活下去。

程青松：这种状态在你后来的《站台》有看到。

贾樟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电影，还是希望能从事这个工作。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如果不上电影学院，看起来从事这个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这样的话，就是所谓坚持，当然也是被逼的，因为不坚持我也不知道应该干吗。所以一直到上电影学院，就是这么混了几年。实际上一上学之后紧迫感非常强。因为我觉得我已经23岁了，我有的同学都大学毕业，都结婚了。我的迫切并不是生活的迫切，而是创作的迫切。

程青松：那在创作上你是怎么起步的？

贾樟柯：我觉得有很多相对成熟的故事和电影可以写出来，可以去拍。我那个时候能做的就是写剧本，我写的第一个长篇的剧本就是《站台》，就是在学校三楼还是四楼的自习室，每天晚上写一点写出来的，这是剧本层面。因为我自身是学文学的，以前也写过小说，写剧本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没有障碍的一种工作，但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当导演。

程青松：导演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要有经验，要有对电影工业的认识和了解。刚开始一定很难吧？

贾樟柯：是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拍短片，我自己拍了三部短片。第一个是《有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纪录片。有一个机会得到一台摄影机，就跑到天安门去匆忙拍，虽然非常草率和匆忙，但那是我进入剪辑工作的一个开始。因为那个素材是瞎拍的，怎么组织成一部电影，剪素材给了我很多发现，我觉得电影很多时候不是纸上谈兵的，必须去拍才知道。比如说剪辑的可能性，怎么通过剪辑重新建构一部电影，这些都是这个短片一下子让我了解到有这些事情。第二个就是《小山回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剧情片，有50多分钟。我经历了从筹备、写剧本一直到所谓发行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当时还拿着片子去很多大学放过，找到这个片子的观众，跟这个片子的观众进行交流。这期间，培养了我某种演讲能力，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