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重复地看那些素材。

贾樟柯：没有人鼓励你，没有人帮助你，有时候也会怀疑，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老家的那些财富故事，谁又怎么样了。其实，实话实说，因为我是从中学就倒卖烟那么过来的，那一部分生活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我并不是一个从小就有宏大的理想的人，我是因为1989年末才想做这个。我觉得这也反而让我很难背叛自己，因为我不是凭着一个天性，一种懵懂的爱来做一件事情，我是在很成熟的时候选择了电影。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基本没有背叛电影，也跟这个有关。

程青松：我还记得在北京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当时就是觉得那个时期的中国没有这样的电影，那样敏锐地观察社会，那样敏感地去描绘一个人，甚至连县城那样一个场所空间在当时的银幕上也是没有的。我还记得你问过我：“去柏林，你觉得会怎么样？”当时柏林对中国电影的印象仍然还是“第五代”的作品，虽然不知道柏林电影节是什么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作品本身的叙事以及叙事带来的力量，肯定是会得到人们认可，所以我说绝对有戏。

程青松：《小武》应该说是在处女作当中很成功的，你看过一些别的导演的处女作，给你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吗？

贾樟柯：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冬春的日子》，那个应该算是小帅的处女作，我觉得完成度非常高，这个完成度非常高不是一句客气话，它里面有很打动我的视觉的美感，从他的处女作里可以找到很强的电影绘画性。而这种绘画性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场景里提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冬春的日子》绝对能跟刘晓东的《绘画》相匹配。

程青松：那个也是写的1989年之后的精神状态。

贾樟柯：当然那种精神状态我个人也很熟悉，包括我自己也学绘画，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比较能进入吧。

程青松：每个导演成功的处女作都有神奇的能量在里面的，正如你前面提到的，刚好拍《小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变化，包括家乡的东西。这一开始，就成为你之后很多影片中的一个主题，一直到今年的《天注定》。变化中的中国，很多东西都涉及了，《站台》可能是回顾回望的多一些。昨天你发的微博提道，有人把你的电影当纪录片看，那肯定是不认真了。但是确实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你是一个对变化中的中国有意识的观察者。

贾樟柯：因为我觉得这个变化如果是从我9岁，也就是1979年开始的话，第一个阶段的变化是，物质层面的变化，比如说我小时候很饿，到1979年、1980年就开始能吃上东西了，以前要跟爸爸妈妈去粮食局买供应，后来就取消供应了，然后社会开始活跃起来，这是我第一个阶段的感受。第二个阶段的感受就是80年代末，那个时候有很强的哲学浪潮，我正好十八九岁，开始懂事了，开始关注哲学了，那个时候的变化是思想的变化，思想一步一步成熟。到了90年代以后，又过了三四年的非常窒息的时期，而那三四年恰好社会也窒息，我那几年就不知道能不能上学，还是该回老家做生意，就处在我个人很窒息的阶段。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在太原郊区租的房子，学画画。这个冬天越来越冷了，就得去买煤，拉一个小平车，去煤厂拉了煤，走很远，大概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