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不能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我在1996年出版的论知识分子的书中曾专章批评李先生及其最重要的思想同道赵宋光的“动作与语言”观。泰初有为与泰初有言实践中并不可分，我引用了匈牙利哲学家L. 雷维“无言（意识）的劳动不是劳动而是劳累”的观点。表达式在卢卡奇看是一个根本问题。形象思维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特定人文学科的文艺学论题，而是涉及人文科学公理及其表达式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与苏联的特殊遭遇与这一政治深度相关。形象思维理论受到高度的政治待遇，作为文教的省委书记发表文章、进行宣判。在苏联，是以苏共中央书记处规格讨论形象思维理论，对布罗夫的形象思维研究专著竟然有决议，以这么高的规格讨论，这是极不寻常的，反映了高度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对于所有涉及思维核心的概念要审查，理性的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本身的一个判断问题，竟然敢在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核心概念之外有一个并列的、不需要政治思维，竟然通过形象也能够思维社会的本质，这是极为危险的，布罗夫理论跟赫鲁晓夫自由化有关，苏联十年才承认他。

第二个问题，李泽厚在他最后那篇关于形象思维理论的结尾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句话就是形象思维不是认识，而是情感。艺术本质并不能以形象思维来判断认识，它最本质的问题是情感，这个问题涉及情本体，实际是情本体非常早的一个表达。

李泽厚思想接受现代思维哲学的拷问是必要的。张永超文章很重要，这篇文章在本次会议上是第一次出现，比较细致地对关键词进行了严格的分析。强调分析哲学并不意味着李泽厚思想的价值取决于西方逻辑分析裁判，如果李泽厚由此暴露了悖论，恰恰把他与中国思维的独特性凸显出来了。

3. 李泽厚作为思想家、学者给人深刻印象有两点。一是他独立的个体思想方式，二是对时代深层精神大问题的把握意识。后者极其重要。不需要刻意持守一门一户，中国问题自然会诞生中国思想与中国哲学。李泽厚风格之魅力并非流行的所谓审美生动云云，而是在其高度专业学术化语言深处自然质朴传达出的人文激情，这使他同时与那些肤浅的情绪宣泄与无问题意识无人生深情的纸面讨生活学者（孔门所说“为人之学”与王阳明所说“口耳相传”之学者）区别开来。

值此人文精神空前沦丧的时代，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像前现代的宗教人士，给社会造成一个意义共同体，一个意义的系统，而应该像李泽厚那样，立足于本时代，把脉体会自己本民族深切的精神危机和意义渴求，力求做出自己创造性的回应。

李泽厚是个体活动，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某些学术机构进行协调性、群体性、跨学科的精神文化事业，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结合的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工作。我们如何能够从立足于本学科专业，共同指向人文科学的意义阐释，这也是在我看来李泽厚给我们提供的最高经验：我们不仅要研究李泽厚的理论术语和概念系统，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责任，就应该使自己比他更有勇气地正视与更深切地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同时以更加融通的专业方式说出来。

本文为2011年作者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