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天，日夜等长的季节，他回到这个城市。

用不着看第二眼，就知道这是一个人们漫不经心却又倾尽全力所建造的潦草城市。

为了持续地保护自己，他好会写检举书，当然在文件上，他名之为“声明疑义异议书”，投寄对象不一，最早是管区警察（但不久他就发现管区的某警员就是监视他的谍报员），后改为某市议员，但该市议员在他投诉六封之多后，只回了一薄本印刷精美、过期的竞选政见手册。

因此目前他同时进行两个对象，一是该区选出的新立委，一是昔年他的大学同班同学，现在某公立大学政治系任教的黄新荣教授。

花了好多的邮费和影印费（他非常谨慎地一定保留影印本），他断定他所居住地区的邮政支局有了问题，他常收不到该收到的信，他也仿佛寄不出哪怕是附了双挂号的邮件。

那日，他写了封检举该支局的函件，突破他日常在城市中的动线，确定无人跟监后，到北门的夜间邮局去，苦苦思索一个晚上，想不出投递的对象，最直觉的当然第一个想到邮政总局局长，但是官官相护的必然结果，即使升高到行政院长，他也不清楚是否可能都已被谍报系统收买或控制。但为了不晚过最后一班公车时间，他到底在信封上胡乱地写了一个陌生的单位。

挂号窗口排队等候之时，他瞥见排他前面一名的老芋仔（老芋仔，台湾方言指上年纪的人。），手中持的信封上，毛笔字工整地写着一位已死的立法委员的名字，宁静等候的神态让他骇然，还没轮到他，拔脚离去，那一行人手一信安静的队伍，好像一列等候买票去阴间的人。

或许拜托老蔡吧，投入一个寻常路边的绿色平寄邮筒，他不信现今的特务能效率如此高地布防全城的每一个邮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