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阶段论

2007年12月，北京的冬天，萧瑟抱冰。

红披肩、黑大衣，柴静来《社会记录》办公室座谈，一部简单的平板手机，干练如斯。

2007年12月17日我的日记：“柴静来《社会记录》办公室交流华南虎事件采访。我躲在角落里，埋下头，像一个把头扎进沙土里的鸵鸟，笨拙地藏起来。早在上周，头儿宣布要请她来时，瞬间有几束目光射向我，对我挤眉弄眼，我理解这其中的深意，办公室无人不知，我是柴静的粉丝。”

那天，她提到，陕西镇坪采访机关重重，在规避政治风险和追求时效的双重压力下，她在采访中用相对“安全”的科学精神击破官员可笑的逻辑，判断事物真伪为什么靠主观意志和裙带关系，而不是因果逻辑和实据推理？

当地的县长一直很得意自己在媒体上说的“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她面对这句话的反应是：“县长，您不觉得这首先是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吗？”

她说，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对上负责链性管理的结果，也是传统的官贵民轻的专制思维。她说做调查越久越感觉：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封建主义遗留的思想势力。例如《新闻调查》曾报道的地方官员违规建行政大楼节目，官员们竟会打造祠堂供奉自己的佛像。

她说，媒体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如布道者向观众灌输理念。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愚昧。”启蒙是自身的觉醒。记者要先自我启蒙，然后提供足够的事实与信息，让民众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常识去做判断。

在座谈会上，柴静提到五四精神时，就像支起来一个大炭火锅，满屋子人的激情也燃烧起来。

显然，李伦老师也被点燃了，他感慨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又发散思维，滔滔不绝。

为了能更真实还原当天的场景，我找到了那天我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当天李伦听完座谈的跳跃性、滚烫的发言：

“灌输式的传播观念照不透发霉的心灵”，“印度心灵导师克里希那穆提说，社会的改变来源于心灵”，“从经典新闻学到公共新闻学，更要意识到专制和权力崇拜的危害”。

看来“柴氏火锅”的激热功效不错。

那晚，我发现，好几个同事都不约而同地在博客上写柴静，都感觉自己被点燃了二次生命，醍醐灌顶，要一吐为快。

西厢同学，就是那个后来在《看见》中成为柴静搭档的小丫头，在当天的博客里写道：“总之她是一个整体，不在于她说了什么，还在于她的气质、她的形象、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眼神、她的符号意义，这使得她的讲课，不光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代表了另一个让我陌生却又神往的世界。”

我当然也不例外。柴静那天推荐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我回家就赶紧买来看。

书中写，1919年罗加伦说过，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使命是“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变混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这和柴静那里汲取的营养一脉相承，记者要科学地思维，重视因果与证据。

2007年，有关柴静的新阶段论，我想可以加上“科学精神”、“启蒙思想”几个大字。

柴静在座谈会上坦言，正是之前她和方舟子的那场论战，自己豁然收获了“科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