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新闻1+1》改版，形式从主持人加评论员，变为只有一个主持人坐台，兼具评论员的功能。用加大报道分量、连线当事人的方法，来屏蔽干枯评论的危险。

柴静认为，评论类节目在事实层面基础上，要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庖丁解牛式的评论才有意义，这需要花很大的工夫去做技术研究。

后来，她在北大演讲中也提到自己的认识过程：“陈虻当年教给我说，做节目最重要的是逻辑的时候，我对他很不屑，我说，逻辑算什么，多没意思啊。我那时就特别喜欢花哨的，很感性地表达什么的。等他去世之后，我才理解，他给我讲这些东西的重要。”

2009年，柴静兼任在《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持人，也把对细节和逻辑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当时《24小时》的制片人是李伦，那个团队多是《社会记录》留下的人马，从25分钟的深度报道转型为做直播改编小短片，离新闻地气越来越远，很多人缺失了成就感。

柴静的到来，改变的是直播的方式。在直播前，她本人要对采访对象进行大量电话采访，补充细节。整个团队都忙碌起来，但同时找到了做新闻的快乐。

2009年10月21日晚，我和柴静在《24小时》的连线，也感受到了她做新闻的诚意。

那天下午，我在上海采访钓鱼执法事件，在“钩子之乡”上海奉贤区新寺镇，在线人的牵线下我采访到一名“钩子”，这对电视媒体来说是绝对独家。当时上海第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孙中界事件中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这个“钩子”接受采访，透露了跟行政执法大队的中队长吃饭、拉关系等核心事实。但一个风险是，怎么证明这个“钩子”身份确凿。

在直播节目开始前，柴静和我在电话中反复沟通，核实“钩子”的身份，当时上海还没有推翻第一次错误的调查结论，媒体必须审慎。

我跟柴静重复了我调查的路径，包括让现场给钩子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最近的行动计划，以证实身份。当晚的直播，柴静和我连线时，用的语言是“疑似钩子”，以最大恪守新闻的真实性准备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