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出版之后，学术界对列奥纳多的研究又有两项重大的发现：其一是在“德文版编辑前言”中已经指出过的，列奥纳多在原始意大利语的笔记中所记载的鸟并非“秃鹫”而是“鸢”。而弗氏为支持其论断所引用的证据只是德语中的秃鹫（Mut）与母亲（Mutter）在字形上的近似。这是由于受德译本误译的影响而犯了这个错误。其二是达·芬奇祖父所记录的有关小列奥纳多出生、受洗的家庭日记，从中可以推断出，列奥纳多出生在父亲家里，而并非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出生在母亲家中。因此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很可能是在父亲家度过的。弗氏从这两个错误的基础出发所引出的整个推测及由此引申的结论架构就不可避免地倒塌了。

在这部传记中，弗洛伊德几乎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只是片面地考察了人物在性生活方面的活动和特点，并且将这些活动和特点又追溯到人物的童年经历。这是“儿童时期的性决定论”的一大体现。

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也已经意识到了精神分析方法的局限，他写道：

不过，即使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并且对心理机制的运用也最有把握，这在精神分析看来是最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也不能解释清楚，一个人为什么必然成为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见本书第六章，S.89）

因此，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心理史学的方法看作是能解释一切的通用理论。

但正如作者一再表明的那样，他只是想通过新的方法弥补过去人物传说的不足，“以对心理机制的认识为依据，从个体的反应中去积极研究他的本性，去发现他原始的心理动机以及他后来的转变和发展”。（见本书第六章，S.88）他引导传记作家们不仅仅要在既定的文化、社会和不同的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中探索人物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影响，更要注意到潜藏在历史人物表面现象背后的无意识领域及其作用。并且，在弗洛伊德看来，以精神分析法诠释人物是对传统方法的有机补充而不是替代。

作为心理分析学家的弗洛伊德不仅注意到一段长期为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所忽略的文字，而且从中发掘出了深刻的内涵。心理史学在史料的拓展方面远远超过传统史学。传统史学界所认可的官方档案文件之外的、个人色彩浓厚的日记、书信、便条等由此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这一做法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精神分析学在理论创建时是以问题研究为其核心的，但在运用时却是理论直接指导研究。《达·芬奇童年的记忆》可以被视为以理论解决一个问题，更可以被认为用一个问题的解答来证明理论。这又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完全不同于以大量史实推论历史规律或作者观点的传统治史方式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