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从那时到当今，我一直在从事翰林研究，在硕士生导师袁良义先生和博士生导师王钟翰先生的指导下，从庶吉士制度入手，又扩展到翰林院制度，使我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也影响到我职业的选择。我博士毕业后首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是因为我已有一种“翰林情结”，又认为其为翰林余绪，我悠游其间，可发思古幽情。由于我就职于民族研究所，决定了今后的研究主要应从民族史角度切入。所以，我开始关注翰林群体中的满蒙成员，完成并推出了《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一书，这也是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集团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发轫之作。这个群体近六百人，占清代翰林总数的十分之一，且独具特色，但就翰林群体研究的整体性而言，仅可管中窥豹。而要全面深入，则不能不向其他占群体九成的汉族翰林领域扩展。为此，我曾设计过对清代汉族翰林群体进行研究的框架，但因题目太大，一时难以完成；便思分阶段、分地域或分层次对课题进行分解，一步步设计并完成，最终整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可供我忙碌一生。而我十年来因从事科研管理，整日坐班，无暇蹲在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也就意味“徒有登山意，而无一身轻”。只能望青峰而浩叹，思绝顶而长嗟。

无奈之余，我只得另做打算。因杂志约稿，我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晚清翰林及其后裔的文章，应约稿者要求，篇幅一般为四千字左右，史料不加注释，文笔相对活泼，在不失严谨的前提下，注重可读性、知识性和启发性。陆续发表以来，得到不少同道的关注与鼓励。日积月累，现已完成三十篇，近二十万字，与真正的学术研究相比，难免失之于浅显，但就赢得读者而论，或可各有所长也。

当今的史学研究，在繁荣之中亦存隐患，而最大隐患当属歧途亡羊，难择其道。大而无当的巨型课题与毫无意义的无聊碎片交相辉映，共存共荣。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遑论读者、听众与看客，就连我等史坑中人，亦经常因进退失据而内心惶惶，不知其可。想历代太史前辈于“直笔人戮，曲笔天诛”的夹缝中艰难度日，却仍不乏晋董狐、汉史迁等良史楷模。而当今氛围宽松，法律日益完善，人戮之危已成依稀往事；而因自幼饱受无神论教育，吾辈向无天诛之惧。颇为滑稽者，如此洒脱之结果，不但未见更多良史现身，反而是秽史横陈，曲笔充斥，实令人费解。然亦不费，人非圣贤，物欲难灭，孔方兄之魔力在其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