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传统社会的终结，翰林院制度不存，而翰林群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然认真梳理这一文化遗产，评估其价值，激活其合理因子，当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其一，古往今来，受过良好教育与系统训练的高层士大夫往往具有超越时代的敏锐洞察力，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时代的变革与前进，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作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一旦觉醒，的确是不可阻遏的动力，而唤醒并引领大众者，往往是高层知识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而闻者彰，而从者众。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作用不可小视。此问题应予重视，不然则会有失偏颇，难还历史本来面目。

其二，翰林世家均属于文化世家，而传统学术往往在家族之内薪火相传，才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注重文化本位，且崇家世、重人伦，久之便形成了浓厚的家学传统。即在同一家族之内，或父子相承，或叔侄相绍，或祖孙相继，将一个家族逐渐形成的学术优势保持并光大，使得后人能够在较高的学术起点上继续发展，因而达到其他家族子弟所不能达到的水平和高度。这样，使得学术在稳定中发展，文化在传承中提高，学术世家也就此伏彼起，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例如，汉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三国时期的蔡邕、蔡琰父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东晋的阮瑀、阮籍父子；北朝至隋唐的颜之推、颜师古祖孙；唐代的王通、王勃祖孙，姚察、姚思廉父子，李善、李邕父子，杜审言、杜甫祖孙，杜佑、杜牧祖孙；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等等。时至清代，学术世家仍势头不减。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和“科举世家”。这些家族中不仅有汉族，还有满族，这是中华文化体系内不同子文化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并不断融会的生动例证，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这种尊师重教、绵延不绝的传统持续到近代。一直到民国时期，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如众所周知的商衍鎏、商承祚父子，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梁启超、梁思成父子等。然而，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古老的文化传承体系出现了断裂，学术文化世家已泯然不存。这是当代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的原因到底何在？当然因素很多，当今，由于种种原因，家庭规模缩小，合族而居已成往事，使学术世家的生物学基础随之不存；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近几十年之中，种种变故接踵而来，批判矛头首先指向文化学术领域，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直到“文革”，人文知识分子累受重创，一日数惊。在这种情况下，国学大师莫说学术文化世家之承传，就连自身亦难保全。再传学术，不仅自己获罪，还要殃及子孙，真是得不偿失。“文革”收场，拨乱反正，政治环境大大宽松，然而拜金主义又开始盛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门庭冷落。绵延千载的优良传统竟在几十年中便被荡涤殆尽，足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