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局限性盖不能免，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大国就更显得超常严重。鸦片战争中，“天朝”大败，势在必然。而究其原由，朝野上下公论无非是“奸臣误国”，“忠良蒙难”，而断难想到自身制度之落后。宣宗茶饭不思，反省多日，认为自己“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愧之恨”；舆论直指鸦片战争中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向洋人示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因而导致失败，于是皆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总之，皇帝无过，罪在万方，更不可能思及制度之优劣。而徐继畲却能够独步千古，放眼世界，对遥远异邦的新兴制度的称颂和对他国领袖的赞许，无形中就是对本国制度弊端的反思和天朝皇帝的审视。继畲在《瀛环志略·自序》中曾云：“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势形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在书中，继畲曾清晰而准确地告诉国人，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以赞美的笔触写道：乾隆四十七年，华盛顿立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却认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当择有德者为之”，“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他告诉国人，只需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位平民皆可能被推选为“国主”。而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继畲由自然而至地理，由地理而至社会，分析得如此透彻，真目光如炬者也。他同时认为，美国国家政治的民主共和制虽属原创，却与中国“三代”政治中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不谋而合，西方民主制度之内涵“符合孔子遗意”。真可谓宏旨高论，字字珠玑。更为重要的是，他已预言，美国所实行之“世法”，“必传于世无疑”，因其所代表的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毫不掩饰地推崇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言论，皆属突破时代局限的超前思维和卓识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