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世昌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平治疗，世昌因恐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成不治。终年八十有五。国民政府特下令褒扬，文曰：“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其棺椁先是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苏门山东侧。其墓毁于“文革”。

综上所述，从一介书生至清朝宰相，再从民国总统到退耕老人，世昌以科举起家，翰林入仕，多了几许洒脱，少了几许残忍，多了几分精明理智，少了几分利令智昏。《谥法》有云：在国遭忧曰愍。所以当时有好事者私谥徐世昌为“愍帝”。回顾其主政期间，恰逢“一战”结束，不久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以战胜国被列强出卖，导致五四运动爆发。世昌夹在直、皖两派中间，政不出国门，而内忧不断，军阀争雄；外患频仍，倭寇虎视。虽难免有“油滑世故”之讥，但仍从中周旋，以温和待人，以宽仁行事；而此阶段中国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社会思想空前解放，五四运动未遭残酷镇压，报刊杂志言论大胆。书生之优点，往往就是有几分气节，有几分人性。在世昌身上，确有几分儒家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位时不曾张牙舞爪而为所欲为；下野后，淡薄宁静而崇尚操守。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的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对中华传统文化由衷热爱并造诣甚深，曾称誉世昌为“学者、书法家、政治家、士绅”，可谓恰到好处。其广博的学识，平和的个性，对新政的向往，对祖国的热爱，对自然的崇尚，远非一般无聊政客可与比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