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把现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视为国家的需要，或者因弱势者的存在而必须包容的体制（甚至在教堂的讲道坛上都有人沿袭这种说法），也希望他能接受并真正认识基督教中恒常不变的、提升人性的与带来幸福的方面……不把圣经看作仅仅是引导和教化一般民众的可以接受的教材……不把耶稣仅仅看作是完美的人格典范，而是真实不妄的使者、上帝之子和人类的救世主……不要因为害怕堕入神秘主义而否认真正虔诚的情感的重要价值；参与公开的膜拜，并在圣事里领受主的恩典。……在这一切当中，作为其数以千计的学生光辉的榜样……如果他这么做，他将会有多大的造就啊！（37）

有趣的是，博罗夫斯基最早为康德作传的的想法，始自康德的宗教观点受到国王申诫（Massregelung）或教会审查之前。虽然在当时已经有些对康德不利的迹象，博罗夫斯基似乎直到 1792 年还对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 1804 年，他对问题又已经太过清楚了，以致经常干扰他所谓的“单纯的叙事”。

博罗夫斯基的信仰对于“翔实而正确的记载”构成的障碍，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的故事比梅茨格的版本还要复杂，但在态度上有类似的保留，因此有不少暧昧之处。事实上，证据显示梅茨格与博罗夫斯基两人是好朋友，因此他可能不愿意批评梅茨格。这十分令人惋惜。博罗夫斯基的记载的重要性在于 1783年前的资料，关于这个时期，也没有其他更详细的记录了。他漏掉了不少可能很有趣的内容，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它们不重要，也可能他不知道那些事。

无论如何，博罗夫斯基的困扰不难理解：他无法赞同康德的宗教观点。由于对康德的宗教理论与宗教实践都不敢苟同，要他赞扬康德实在非常为难。当然，他虽然称赞康德的道德人格，但那总归是（为防误解而作的）宗教的解释。博罗夫斯基觉得有必要作一番解释，他的传记因此有时颇有辩护的味道：康德与他的追随者有所不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好人，而且他也一点不像他的作品那样。而且如果人们正确理解他的作品，就会知道它们对于基督教其实没有什么伤害。只要一有机会，博罗夫斯基便会强调康德虔敬派的成长背景，夸大这个渊源。因此，我们必须以其他文献谨慎比较并加以补充。所幸那样的文献的确存在，虽然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雅赫曼在 1804 年担任哥尼斯堡附近一所学校的校长，从前也曾经就作传事宜与康德讨论过。他在 1800 年曾经向康德提出 56 个与他的生平有关的问题。（38）康德始终没有回答，原因如今已不可考。不过有趣的是，虽然雅赫曼自己在传记中表示之所以会动笔介绍康德的生平是受到了康德本人的敦促。但是在比较可信的信件里，我们却看到是他先去找康德的。他说他希望为康德作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想看到您可信的传记，将会万分感激地赞扬您对此的贡献”。（39）与博罗夫斯基不同的是，雅赫曼并没有必要作“反康德”的交代，因此至少就此而言，他比博罗夫斯基可信一点。他的见解是比较“自由派”的，或者说较接近康德派的，例如 1800 年的《考察康德的宗教哲学与纯粹的神秘主义之间所谓的相似性》（Pruefung der Kantischen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Hinsicht auf die ihr beigelegte Aehnlichkeit mit dem reinen Myitizism）就是一个例证，旨在就相关的指控为康德作辩护，（40）然而雅赫曼对康德的忠心，却引起另一方面的问题。他的康德传记只说好话，在立场上简直像是一个毫无批判地崇拜老师的学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完全从某个神学的角度去诠释康德：他对神学的强调使他描绘康德时有个奇怪的偏向。雅赫曼说康德喜欢给神学家们上课，并且盼望“理性宗教的耀眼光芒遍照其祖国”。雅赫曼还认为“康德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许多使徒在各地传布了理性王国的‘福音(Evangelium)’”。（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