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则天的女性意识以及提升妇女地位的举措

武则天的执政与称帝，开启了唐朝妇女的参政之风，对于数千年来的男尊女卑社会与传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震撼与冲击。她不仅以称帝这惊天动地的举动向主流价值观念挑战，向世人昭示皇帝并非男人的专属，女人也可君临天下，而且有意识地以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提升母权价值。

1.亲祭先蚕。

在国家礼制上，先蚕礼的角色与藉田礼几乎完全相同，后者是皇帝亲自耕田的仪式。先蚕礼是中国古代由皇后主持的最高国家祀典，行亲桑之礼以祭祀蚕神西陵氏，祭祀人和被祭祀人物均为女性，于每年季春三月举行。自周朝始，在国家祀典中，就已确立了“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的祭祀格局。在武则天身为皇后的28年间，共亲蚕四次。在这场典礼中，皇后率领内外命妇祭祀先蚕。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唐代皇后只行过八次先蚕礼，其中武则天就占四次，前三次在长安举行，最后一次在洛阳，规模盛大，百官陪位，完全不依礼典。武则天亲行先蚕是她一整套提升妇女形象与地位的措施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增加自己的威望，为个人的政治目的服务，更重要的意图是要昭示臣民，她不只是宫闱中的母妻，而是一位政治领导者，一个公共人物，她以母仪天下的身份，鼓励天下妇女善尽她们最重要的经济责任。

2.更改皇帝嫔妃的名号。

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二月，朝廷更改了绝大多数中央政府机关与职位的名称，如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奇特的是，在政府机构之外的皇帝嫔妃的名号也一并更动，以下是新旧名衔的对照表：

表4：高宗龙朔二年皇帝嫔妃名号对照表

资料来源：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载邓小南等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更改嫔妃名衔的意义，其目的在于改变这些妇女的身份含义。至少在名目上由皇帝的妻妾变成内廷的官僚。旧名衔的字义几乎都是私人性的，而且都是沿袭过往宫廷组织中的旧称。新名衔则是前无所承的创造，这些称号试图将宫中的嫔妃定义为两类人，一是对皇帝统治有贡献的辅臣，一是皇帝的侍女。譬如．原来的“夫人”，在新系统中变成“赞德”——以增进皇帝德业为职责的人；“九嫔”改为“宣仪”——宣示皇帝的威仪；“美人”改为“承旨”——承受皇帝的旨命。六品到九品的内官则被定义为皇帝的侍者，也还是有职务的妇女，原先低阶内官的旧衔则有供皇帝欲乐的色彩。可以这么说，嫔妃名衔的更改似乎强烈暗示，就像宫廷中的男人一样，宫廷中的女性也有重要的政治或实务上的功能。内官与宫官的区别被模糊了。这次名衔更动的另一项特色是，原来的名衔强调嫔妃的女性身份，具有强烈的性别意味，新的称号则大体带中性色彩。虽然“侍栉”、“侍巾”提示了侍妾的角色，“承闺”、“卫仙”也有隐约的女性指涉，但都未道明女性的性别。可见，龙朔二年嫔妃名号的更改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动，它表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即宫中女性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她们应该首先被定义为皇帝的助手或内廷中的官僚，而非皇帝的私人伴侣。武则天的行动恐怕主要还是为自己的掌权目标而设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