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武则天的评价

武则天是中国男权社会中的一朵奇葩，她不同于一般名正言顺即位的男性皇帝，而是在绝对男性皇权专制制度的土壤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夺得政权、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她的从政之路和当政处境都异常艰难、危机重重。多年险恶的宫闱纷争和政治斗争，培养了她的刚毅性格和残忍、猜疑之心，而她当政期间又始终面对着强大的敌对势力，既有李唐政治集团的反抗，又有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为了坐稳宝座、巩固政权，她不能不以铁腕和残忍对付敌人，同时格外加意培植、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并以佛教对抗被李唐尊奉为国教的道教，为改朝换代和当女皇制造“顺天应运”的舆论。不难看出，她是一个聪明过人，性格刚毅、精通谋略同时又有铁腕手段的政治家。

武则天身后千年以来，“牝鸡司晨”的抨击不绝于耳，直至明清，仍有人为“武曌以女统男”，当时公侯卿相无不“以男而事女”而愤叹。足见武则天称帝对男尊女卑社会的撼击是何等强烈、影响是何等深远？

对于武则天，从唐代开始，历来人们对她褒贬不一，毁誉并至。综观一千多年来的评论，大致是：唐代前期，由于所有的皇帝都是她的直系子孙，并且儒家正统观念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其子孙中宗、睿宗、玄宗在位时，武则天还保持了尊崇的地位，文人李白的《上云天》诗中称赞，“中国有七圣”，武则天仍是其一，所以当时对武则天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和正面，唐朝国史中一直把她以帝王身份列入本纪。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日渐衰微，女祸误国的议论渐兴，对武则天的非难增多。宋元以后，纲常说教日益泛滥，世人对武则天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欧阳修《新唐书》如此评论“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逐嗣帝，改国号”，有莫大之罪。到了南宋期间，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武则天的评价一落千丈，从司马光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对武氏严厉批判，到朱熹为《资治通鉴》作纲，对武则天已是横加挞伐。明代思想家李贽将武则天私德与政绩分开，评论独树一帜。而明人张溥却将“女宠”列为“唐室三大祸”之首。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是愤世嫉俗，将所有的亡国恨迁怒于武则天，骂其是“嗜杀之淫妪”，有“滔天之罪”“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随着女权的勃兴以及男女平等思想的普及，对武则天的评价逐渐转向为正面，宋庆龄曾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毛泽东也说过，“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总的说来对武则天的评价受政治影响很深，对她的评价因政治情况变化而不同。

武则天在留下一世英名的同时，也留下一块引发后人各种推测和想象的无字碑。“无字碑”上当初为何“一字不铭”？女皇武则天立这块异乎寻常的空白石碑，用意何在？成为1300多年来人们猜测、探究却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谜”，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